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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队伍建设亟待体制创新/刘微鹏

时间:2024-07-05 19:23:48 来源: 法律资料网 作者:法律资料网 阅读:9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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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队伍建设亟待体制创新
刘微鹏

我国政法队伍主要包括公安、检察、法院、司法四大部门。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政法队伍作为专业的法律职业群体,在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中的作用日益重要。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法队伍建设逐步得到加强,包括:政法队伍人员素质普遍提高,思想道德、职业道德水平明显提升,部门间协调体系不断完善等,为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政法队伍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如:有的干警缺乏工作热情,作风懒散;有的干警执法为民观念不强,特权思想严重;有的干警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甚至知法犯法、滥用职权。这些行为既损害了政法部门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同时也对我国依法治国的进程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加强政法队伍建设,有利于巩固和提高政法队伍在执法、司法、法律监督等方面的素质和水平,从而有力地推动我国依法治国的进程。
首先,加强政法队伍建设,要完善领导的监督制约体制。政法队伍能不能搞好关键看领导。只有过硬的领导班子才能带出过硬的队伍,只有过硬的队伍才能创造一流的业绩。但是,如果领导得不到制约,后果也是十分可怕的。实践证明“不被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滥用”,目前政法队伍中存在的许多丑恶现象就和领导干部的监督制约体制不完善有关。要强化人大的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建立人大代表问询制。“一府两院”除了每年向人民代表大会进行工作报告,还应建立起政法部门主要领导的述职制度及个人重大事件报告制,使人大的监督更加具体、有效。注意发挥好政协的民主监督和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使政法部门的工作时刻处于阳光之下。各级政法领导干部都要以身作则,自觉从我做起,自觉接受监督,成为严格执法、勤政廉政的楷模和带领干警团结战斗、开拓前进的核心。
其次,加强政法队伍建设,要端正目标考核体制。现在有的政法机关不重视客观实际,单纯追求立案、结案、罚款数量,给干警下指标、定任务,实行硬性摊派。有的干警为完成任务,不惜弄虚作假、滥用职权,从而造成许多冤假错案,侵害了群众的合法权益,这虽然只是个别现象,但在社会上却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所以,加强政法队伍建设,要端正现有目标考核体制。一方面,要完善执法责任制和错案追究制,明确责任,谁办的案子谁负责,杜绝推诿扯皮现象。对于冤假错案,要一追到底,依法从严从速处理,不能姑息迁就,更不能包庇护短;另一方面,要完善考核评价制度,以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为标准,以执法的具体环节为重点,以执法的效果与成效为核心,把考核结果与职务升降、岗位去留、政治荣誉和经济利益紧密挂钩,而不是单纯追求结案、罚款数量。
再次,加强政法队伍建设,要健全教育培训体制。目前许多政法部门虽然建立了干警的教育培训制度,但还很不完善和健全,容易流于形式,起不到增长知识、提高素质的作用。导致有的干警无论从身体素质,道德素质,还是业务素质上都特别低,不能满足工作需要。在实际工作中,首先要加强政法干警的理想信念和职业道德教育,强化干警的公仆意识和服务意识,提高干警的道德觉悟和水平;其次要加强业务知识的学习与培训,建立定期学习制度,对国家新出台的政策方针,法律法规进行集中学习,并使之能应用于自身工作实践;还有要通过大力开展体能竞赛、岗位练兵等多种形式的活动,提高干警的身体素质,以便胜任本职工作。在教育培训中,要发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切忌走形式主义,搞全部通过,要建立末位淘汰机制,促使广大干警认真学习。要坚持分级负责、逐级培训、突出重点、讲求实效的原则,整合教育培训资源,引导广大干警形成钻研业务的浓厚氛围,加快培养和造就一批懂法律、懂经济、懂科技、懂外语的复合型政法人才。
最后,加强政法队伍建设,要建立注重长效的管理体制。在对政法队伍的日常管理上,许多部门的工作力度还不够,轻管理、不管理现象严重,即使管理,也只注重短期效果,管理上时松时紧,往往造成“一阵风”现象。因此要建立注重长效的日常管理体制,以起到防微杜渐、未雨绸缪的作用。政法队伍建设,说到底还是一个人才的建设,要以人为本,进一步加强“进出口”管理,坚持凡进必考的原则,严把政法队伍“入口”,确保进人的质量。真正把那些思想好、作风硬、能力强的人才吸收到政法队伍中来,同时下大力气疏通“出口”,坚决把不适合从事政法工作的人员清理出政法队伍。此外,在物资管理上,严肃纪律,规范警械、车辆、资金的调度使用,确保社会公共安全。
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通过完善监督制约、强化教育培训、健全管理制度,打造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良、勤勉尽责、清正廉洁的政法队伍,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平稳发展提供可靠保障。


云南省母婴保健条例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云南省母婴保健条例
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98年9月25日云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母亲和婴儿健康、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以下简称《母婴保健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开展母婴保健工作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母婴保健工作的领导,将其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并逐步增加对母婴保健事业的投入,保障母婴保健工作的顺利开展。
政府扶持贫困、边远、民族地区的母婴保健工作,对贫困人群依法实行费用减免。
各地应当逐步推行母婴保健保偿责任制度。
第四条 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母婴保健工作。
计划生育、教育、公安、民政等有关行政部门和社会团体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配合卫生行政部门做好母婴保健工作。
各类医疗保健机构经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许可,承担本行政区域内的母婴保健服务工作。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卫生行政部门对在母婴保健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婚前保健
第六条 医疗保健机构在婚前保健服务中,应当开展婚前卫生指导、卫生咨询服务和婚前医学检查。
第七条 准备结婚的男女双方在申请结婚登记前应当到当地县级以上妇幼保健机构或者经地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许可的乡(镇)医疗机构接受婚前医学检查。
第八条 经婚前医学检查,患指定传染病在传染期内或者有关精神病在发病期内的,医师应当提出医学意见,准备结婚的男女双方应当暂缓结婚。
对确诊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宜生育的严重遗传性疾病的,医疗保健机构应当向当事人说明情况,提出医学意见,经男女双方同意,采取长效避孕措施或施行结扎手术后不生育的,可以结婚。严重遗传性疾病诊断技术标准由省卫生行政部门另行制定。
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禁止结婚。
第九条 医疗保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开展婚前医学检查时,不得擅自增加或减少检查项目。
第十条 婚前医学检查的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并组织实施。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妇幼保健机构应当在边远山区、民族地区开展巡回婚前保健服务,指导、帮助经批准的乡(镇)医疗机构做好婚前保健工作。

第三章 孕产期保健
第十二条 各级各类医疗保健机构和村公所(办事处)卫生所(室)必须按照职责,负责对育龄妇女和孕产妇提供医疗保健服务。
孕妇应当接受医疗保健机构提供的产前检查服务,并有权了解保健内容和检查结果。
第十三条 经产前诊断或遗传病诊断发现胎儿患严重遗传性疾病或严重缺陷的,孕妇患严重疾病,继续妊娠可能危及孕妇生命安全或严重危害孕妇健康的,医疗保健机构应当提出终止妊娠的医学意见。
第十四条 严禁擅自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医疗保健机构认为医学上确有需要的,必须报经地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后,方可鉴定。
第十五条 禁止溺弃、残害女婴;禁止歧视、虐待生育女婴的妇女和不育妇女。
第十六条 任何单位不得辞退处在妊娠期、哺乳期的女职工,并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特殊保护。
第十七条 孕产妇应当在有条件的医疗保健机构住院分娩。
边远山区因条件限制,不能住院分娩的孕妇应当由经过培训合格,取得《家庭接生员技术合格证书》的接生人员实行消毒接生。
第十八条 医疗保健机构和从事家庭接生的人员应当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出具统一制发的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有产妇和婴儿死亡以及新生儿出生缺陷情况的,应当向卫生行政部门报告。
对途中生产的,由产妇户籍所在地或新生儿出生地的医疗保健机构核实后,出具《出生医学证明》。

第四章 婴幼儿保健
第十九条 医疗保健机构应当宣传母乳喂养及科学育儿知识,为婴幼儿生长发育提供医疗保健服务。
第二十条 新生儿出生后40日内,其抚养人应当到新生儿居住地的医疗保健机构进行登记,由医疗保健机构按规定建立儿童保健手册。
第二十一条 医疗保健机构和村公所(办事处)卫生所(室)应当为婴幼儿定期进行体格检查和预防接种,并逐步开展婴幼儿疾病筛查,对常见病进行防治和分类指导。
第二十二条 卫生行政部门对辖区内的托幼机构的卫生保健工作实行统一管理和监督。
医疗保健机构对辖区内托幼机构的卫生保健工作进行技术指导和业务监督。
第二十三条 托幼机构应当建立卫生保健制度,招收儿童入园入托时,应当查验其《儿童入托儿所、幼儿园健康检查表》、《儿童保健手册》、《儿童计划免疫接种证》,符合规定方可招收。
托幼机构工作人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健康检查,并取得《健康体检合格证》后方可从业。

第五章 管理与监督
第二十四条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母婴保健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组织实施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二)制定本行政区域内母婴保健工作规划;
(三)培训、考核技术服务人员;
(四)审批技术服务执业资格;
(五)组织开展母婴保健科学研究,推广先进的适宜技术;
(六)依法对母婴保健工作进行监督管理。
第二十五条 从事母婴保健技术服务的单位必须取得《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个人必须取得《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书》或《家庭接生员技术合格证书》方可执业。审批发证权限如下:
(一)从事孕产期保健、婴幼儿保健、结扎手术、终止妊娠手术和助产、家庭接生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审批。
(二)从事婚前医学检查的,由地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审批,并报当地民政部门备案。
(三)从事遗传病诊断、产前诊断的,由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审批。
第二十六条 母婴保健工作实行保健监督员制度。
母婴保健监督员由同级卫生行政部门审核发证,并报上一级卫生行政部门备案。
第二十七条 妇幼保健机构的人员经费和基本业务经费由同级财政预算安排。开展母婴保健实行有偿服务,所取得的收入,纳入预算管理,用于发展母婴保健事业,不得挪作他用。母婴保健技术服务费用的项目和具体标准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下列费用,由当地人民政府设立专项经费予以解决:
(一)母婴保健技术服务中,对边远、贫困地区或者交费确有困难的人员实行费用减免的部份。
(二)依照《母婴保健法》的规定施行终止妊娠或结扎手术的费用。
第二十八条 各级妇幼保健机构的编制数不得低于国家有关标准,并配备相应的技术人员。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当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加强对母婴保健人员的培训,并根据工作需要,配备必要的医疗保健设备。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母婴保健医学技术鉴定委员会,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有异议的婚前医学检查、遗传病诊断和产前诊断结果进行医学技术鉴定。
母婴保健医学技术鉴定的具体办法依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条 对婚前医学检查、产前诊断、遗传病检查中不能确诊的疾病或不能确定的疑难问题,实行逐级转诊制度。
第三十一条 婚姻登记机关在办理结婚登记时,应当查验婚前医学检查证明或者医学鉴定证明,并进行备案。
公安机关在办理出生婴儿户口登记时,应当查验医疗保健机构出具的《出生医学证明》。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 医疗保健机构未取得《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擅自开展母婴保健业务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责令停止,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医疗保健人员未取得《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书》或《家庭接生员技术合格证书》,擅自开展母婴保健业务或从事盈利性家庭接生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责令停止,没收违法所得,并处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三条 从事母婴保健和医学技术鉴定的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出具虚假的婚前医学检查证明、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和母婴保健医学技术鉴定证明,所出具的医学证明无效,由医疗保健机构或卫生行政部门根据情况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的,依法取消执业资格。
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进行胎儿性别鉴定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处以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并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四条 托幼机构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予以警告、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一)未按规定建立卫生保健制度的;
(二)招收儿童入园入托,未按规定查验其《儿童入托儿所、幼儿园健康检查表》、《儿童保健手册》、《儿童计划免疫接种证》的;
(三)托幼机构工作人员未按规定进行健康检查,取得《健康体检合格证》的。
第三十五条 罚没收入上缴国库。
第三十六条 从事母婴保健工作的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条例》的规定办理。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自1999年1月1日起施行。



1998年9月25日
  案情简介:

  犯罪嫌疑人张某,女、现年31年,初中文化,家住某县某镇桂花村。

  2011年4月,犯罪嫌疑人张某在某旅馆打工期间,认识了前来住宿的某工地老板陶某,在与陶某交往中,张某诉说自己与丈夫感情破裂,愿与陶某共同生活,取得陶某的好感。陶某遂将其带回某市工地处租房同居,期间张某以为二人将来共同生活存钱为由,先后从陶某处取得现金3.8万元,张某将部分现金存于个人名下的账户,部分用于其家庭房屋装修、购置家用电器、偿还欠款等。2011年11月,张某趁陶某离开租住房外出办事之机将陶某放在衣柜里的待发工资款4万元现金拿走,两个月后被公安机关以涉嫌诈骗罪刑事拘留.

  分歧意见:

  本案中,就张某行为的定性存在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张某只实施了一个行为,张某的行为构成侵占罪。其理由是:侵占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他人交给自己保管的财物、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还的行为。本案中,张某确与陶某同居,在二人同居期间,陶某交与张某保管的3.8万元现金和处于二人共同管理之下的4万元现金为张某合法持有的财物,张某将其据为己有,部分存入个人名下,部分用于其家庭房屋装修、购置家用电器、偿还欠款等,后逃回老家,拒不归还的行为是典型的侵占行为,对张某的行为应当以侵占罪定罪处罚。

  第二种观点认为,全案中,张某只实施了一个行为,张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其理由是:第一,本案中,张某出于取得陶某财物之目的而虚构其与丈夫感情不和,愿意与陶某共同生活的事实,完全符合诈骗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的构成要件;第二,陶某因张某虚构之事实而产生认识错误,信以为真而自愿将3.8万元现金交与张某保管,张某后面拿走的4万元,虽然与前面的3.8万元现金在最终用途上有所不同,但仍是陶某基于认识错误自愿使其处于二人共同管理之下的财物,所以,理应将张某的行为视为一个整体,以诈骗罪一罪定罪处罚。

  第三种观点认为,全案中张某实施了两个行为,分别构成诈骗罪和盗窃罪,应数罪并罚。

  法理评析:

  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其理由如下:

  本案中对张某行为的定性,实际上就是对盗窃、侵占和诈骗的辨析。

  第一,张某取得陶某3.8万元现金的行为应当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诈骗罪与侵占罪最大的区别在于行为人侵占的财物是否为行为人业已合法持有,也即是否为行为人合法控制之下的财物。诈骗罪以非法占有他人合法持有的财物为构成要件,而侵占罪以行为人合法持有财物为前提。本案中,张某欺骗在先,基于欺骗使陶某错误处分其合法持有的财物,张某由此取得的3.8万元现金于法律上无合法存在的依据,属于非法取得的财物,并非合法持有,丧失了该前提,张某的行为不能成立侵占罪,应以诈骗罪定罪。

  第二,张某取得陶某4万元现金的行为应当以盗窃罪定罪处罚。

  诈骗罪和盗窃罪的共性在于,主观上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客观上实施了一定的行为,取得他人合法占有的财物,在盗窃中,行为人同样可以利用欺骗使被害人不知,不能察觉而取得被害人的财物。二者的区别在于:诈骗罪的被骗人首先具有处分该财产的权利,其次被骗人基于行为人的欺骗作出了处分财物的行为(这种“处分”跟民法上讲的“处分”不同,一般只要求转移占有);最后,被骗人处分行为应该具有表象性,即被害人当时并不知道被骗,而自愿处分财物。所以,不能对用隐瞒真相或虚构事实的方法获取他人财物的行为一概而论,还要考察被害人对行为人行为的认识,即行为人取得财物有无违背被害人之意愿。本案中,张某是在陶某外出之时,擅自拿走陶某存放于衣柜中的4万元现金,并且事前,陶某曾明确告知张某这4万元现金为工人工资,足以证实陶某无意将4万元现金交付张某,事实上陶某也没有作出处分4万元现金的行为。张某是在利用欺骗取得陶某对其的信任后,趁陶某不知之时拿走为陶某所有的财物。张某的行为应当以盗窃罪定罪。

  纵观全案,本案中张某的行为是构成一罪还是数罪的主要分歧有两点:一是法律效果因素;二是社会效果因素。

  从法律关系角度上看,有观点认为,张某自始自终只有诈骗的故意,所以从全案的角度分析应该就全案定诈骗罪。但是,经过仔细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点问题:一是盗窃罪和诈骗罪的本质区别并不是诈骗故意,而是被害人有无基于认识错误而处分财物的行为。在盗窃的过程中也可以使用欺骗的手段,如:使用调虎离山之计将被害人支开,乘机窃取其财物。再次,诈骗罪与盗窃罪从主观上来分析,二者是相同的,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欺骗仅仅是手段而已,并非其主观目的或主观愿望。

  从社会效果分析,认为本案应全案定诈骗的观点认为,基于张某与陶某二人之间为一种同居关系,财产的区分在实践中是没有太大意义,同时难度也较大,所以不应认为张某后一个行为构成盗窃罪。

  但是笔者认为,首先本案中张某与陶某的同居关系在法律上完全可以定性为非法同居关系,其本质违反了民法上所说的公序良俗原则,所以这种关系并不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故应该明确区分二者之间的法律关系,不应该把这种关系类推到普通的同居关系中去。

  其次,从维护社会正常关系,保护合法当事人利益角度出发,更加应该区分被告人的先后两次行为。本案中张某和陶某都是存在正常婚姻关系的双方,二者的行为已经违背了婚姻法的相关规定,所以就这种关系而产生的财产关系行为不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因此,不应当在合法同居关系的前提下来分析判断张某的行为。

  综上所述,张某的行为分别构成诈骗罪和盗窃罪,应当数罪并罚。


  (作者单位:安徽省舒城县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