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窃罪需待修改与完善

郭山珉


一．完善盗窃犯罪立法形式或体例
盗窃犯罪是财产犯罪中发案率最高的一种犯罪，一般要占整个刑事犯罪的二分之一，有的高达70%至80%。以我院近三年批捕数据为例，2002年批捕的盗窃案件数和人数占总批捕数的73.4%和75.6%；2003年批捕的盗窃案件数和人数占总批捕数的67.1%和65%；2004年批捕的盗窃案件数和人数占总批捕数的83.9%和84.3%，盗窃犯罪始终居高不下。盗窃犯罪又是一种最为复杂的犯罪，从犯罪形态上看，它涉及到普通盗窃、加重盗窃、共同盗窃和盗窃未遂等；从盗窃对象来看，它涉及到盗窃一般财产、盗窃珍贵文物、金融机构，以及盗窃技术成果、盗窃电力、水力、天然气等具有经济能源价值的无形财产，还包括存单、债券、提单等有价证券；根据刑法第265条的规定，通信线路、电信号码和电信设备、设施也可以成为盗窃罪的侵犯对象。从盗窃主体上看，它涉及到自然人盗窃与法人盗窃；从盗窃与其他犯罪之间的界限来看，它涉及到侵占、诈骗、抢夺、抢劫等20多种犯罪。1997年在修订刑法时，对盗窃罪作了较大修改，现行刑法典虽然将盗窃罪从诈骗、抢夺罪中分离出来，单独设立条文，并将盗窃罪采用简单罪状的描述形式，但本人认为，其内容仍过于简单，不符合盗窃犯罪的实际情况，使得盗窃罪在司法认定中常常发生许多疑难问题，应对盗窃罪设专章（节）或制定专门的《盗窃罪法》或者《惩治盗窃犯罪条例》。
1、惩治盗窃犯罪的重要性决定了应设专章或制定专门法律。盗窃犯罪案件审判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整个刑事案件审判质量的好坏。而完善的立法，又是正确处理案件的前提和基础。同时，完善的立法又能有效地打击和预防盗窃犯罪的发生。如果占刑事案件40%至50%的盗窃案件得到有效控制，整个刑事案件将大幅度下降。可见，盗窃犯罪的立法好坏，是一个事关50%案件的审判质量问题，是一个事关50%犯罪的防治问题。因此，制定一部专门的《盗窃罪法》或者《惩治盗窃罪条例》，或者刑法典中专章或专节进行详细规定，是非常必要的。
2、盗窃犯罪的复杂性决定了应设立专章或制定专门法律。盗窃犯罪无论从犯罪对象来看，还是从犯罪形态等方面来看都很复杂，设专章或制定专门法律便于详细规定。具体内容应包括：普通盗窃、加重盗窃、法人盗窃、亲属盗窃、盗窃未遂、盗窃通讯设施等、盗窃电力等能源、盗窃文物、盗掘文物、盗掘墓葬、盗窃信用卡、增值税发票等、事前通谋的窝赃销赃、监守自盗、盗用交通工具，以及其他需要规定的情况。同时还可以对盗窃犯罪的防治问题进行规定，如尚不构成盗窃的劳动教养或治安处分，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青少年盗窃的处理问题等，都可以作出相应的规定。
3、外国立法和我国有关立法对盗窃犯罪设专章或制定专门法律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许多国家对盗窃罪设立了专章，英国还专门制定了《盗窃罪法》，我国现行刑法对走私罪、金融诈骗罪、危害国家税收管理罪等都以专节的形式予以规定，并对贪污贿赂罪以专章的形式予以规定，这些都为建立一部体系完整的惩治盗窃犯罪法律或专章或专节规定盗窃罪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鉴于现行刑法典实施时间不长，可以先行制定一部惩治盗窃的单行法律，待再次修改刑法时，将其纳入刑法典。
二．修改盗窃罪立法内容
1、应将“多次盗窃”修改为“情节严重”
现行刑法典第264条把“多次盗窃”作为盗窃罪构成要件之一，这比1979年刑法以单一数额定罪的规定是一个进步，但也存在一些弊端：一是不利于划分罪与非罪的界限，容易把小偷小摸性质的盗窃作为犯罪处理。二是用“多次盗窃”作为认定盗窃罪的标准不科学，确定罪与非罪的标准主要是其社会危害性的大小，而财产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主要表现在数额上，为防止唯数额论，在数额之外规定补充条件是可取的，但必须是能够准确反映其社会危害性的条件，“多次盗窃”即便是三次以上，如果数额较小，又没有其他严重情况，如小偷小摸等，显然不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不能以犯罪处理。三是“多次盗窃”作为盗窃罪的补充要件，不能覆盖数额外的各种犯罪现象，仍然有补充不全面的问题，如情节严重的盗窃未遂，盗窃重要物资而实际获得财物数额未达较大的等等，这些均不能用“多次盗窃”来解决。因而，本人认为，将“多次盗窃”修改为“情节严重”符合犯罪构成的一般标准，又能较好地解决罪与非界问题。
2、应修改盗窃金融机构的刑罚适用，避免脱档问题
从现行刑法典来看，盗窃金融机构在刑罚适用上没有10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一量刑幅度。因为现行刑法典第264条规定“……数额特别巨大或者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以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一）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二）……”。从上述法条表述来看，只要是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就应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因而，对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就没有10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个量刑幅度了，这显然是立法上的疏忽和用语不当造成的。对于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不分情节轻重，一律判处无期或死刑，不仅造成中间的量刑幅度脱档，而且也是不科学的。所以，应修改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一）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二）……。”或者修改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一）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而且情节严重的；（二）……。”
3、应将盗窃珍贵文物的盗窃行为设立单独的刑法条文
珍贵文物具有特殊性，一般不能直接用数额计算其价值，而现行刑法典将其与盗窃其他一般财产合并规定在一个条文中，是不恰当的。一是盗窃一般财产的犯罪构成标准不适用于盗窃珍贵文物。盗窃一般财产的犯罪构成标准是“数额较大”或“多次盗窃”，用这个标准适用盗窃珍贵文物显然不切实际；二是盗窃一般财产量刑幅度的划分标准也不适用于盗窃珍贵文物。盗窃一般财物的量刑幅度的标准是数额大小，而珍贵文物一般难以计价。因此，应将盗窃珍贵文物从盗窃一般财物中分离出来，设立单独的条文并规定专门的量刑幅度。可以这样设置：盗窃珍贵文物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至于情节轻重的划分，主要根据盗窃珍贵文物的等级和件数而定。
4、应将邮政工作人员在收发过程中利用职务之便窃取财物的修改为职务侵占罪
现行刑法典将邮政工作人员在收发邮件过程中，利用职务之便窃取财物的，由原来的贪污罪改为盗窃罪，立法意图是为了准确地反映本罪是对公民权利的侵犯的本质特征，因为窃取财物的实质是对公民财产权利的侵犯。但本人认为，这一修改仍为不妥，应定为职务侵占罪。一是邮政工作人员符合职务侵占罪的主体身份，即属于公司、企业和其他单位的人员；二是邮政工作人员这种窃取行为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三是这种行为侵犯的是本单位的财产所有权。现行刑法典第91条规定：“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集体企业和人民团体管理、使用或者运输中的私人财产，以公共财产论”。邮政工作人员在收发业务过程中，窃取收发人的财物，应视为对本单位财物所有权的侵犯。
同样，铁路上的行李包车间工作人员，其主体身份、工作性质和职责范围与邮政工作人员相似，他们都是企业单位人员。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对利用职务之便监守自盗的行为，均以职务侵占罪受理审查批捕、起诉。
5、应废除盗窃罪死刑，修改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
现行刑法典对盗窃犯罪规定限制条件来适用死刑，但这一问题仍需探讨。（1）盗窃罪是一种纯粹的财产型犯罪，其侵犯的唯一客体是财产权利，刑法不仅要保护合法公民的权利，同样要保护被告人的权利，财产权同生命权相比，后者更为重要，这是现代人权理论的精髓，即便是再严重的财产损失也不能与剥夺生命权划等号；（2）盗窃罪直接侵害的是财物所有者（或占有人）对财物的所有关系，虽然也会导致其他的危害后果，但毕竟不是直接的，而且对盗窃罪的危害后果可以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予以补救；（3）刑法作为一种规范，保护与打击并重，教育与惩罚结合，而保障人权是首要的，也是根本的；（4）盗窃犯罪猖獗有其多种原因，死刑的震慑未必能减少犯罪；（5）对盗窃罪适用死刑，不利于罪犯投案自首、坦白交待罪行，也不利于积极退赃。因此，废止盗窃犯罪死刑，修改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是最理想的举措。
三．补充盗窃罪立法内容
1．增设单位盗窃罪
现行刑法典对单位盗窃未予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在现行刑法典颁布以前司法解释为单位盗窃数额巨大，影响恶劣，对其有关人员按盗窃罪批捕、起诉。这种将单位犯罪按自然人盗窃犯罪处理，虽然起到了事后制裁作用，但作为一个内部文件，不能起到事前规范作用，不能有效地防止单位犯罪的发生，况且与现行刑法典的基本精神相违背，难以继续适用，因此建议增设单位盗窃罪。这是因为：一是单位组织盗窃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具有社会危害性。二是把单位盗窃犯罪按自然人盗窃犯罪处理不科学。单位盗窃和自然人盗窃两者之间的构成要件不同；自然人盗窃的刑罚规定难以适用单位盗窃；对单位盗窃按自然人盗窃犯罪处理，附带民事赔偿比较困难。三是对单位盗窃按自然人盗窃处理，不符合法治原则。从法治原则角度来讲，单位是否构成犯罪，只能由立法机关通过立法确定，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定的单位盗窃按自然人处理，实际上修改了自然人盗窃构成的要件，重新建立了一种新的盗窃犯罪构成要件。四是将单位盗窃按自然人盗窃处理，与整个法人犯罪立法不协调。对其他单位犯罪设立了单独的构成要件和刑罚，而对单位盗窃按自然人盗窃处理，显然会加重单位盗窃具体犯罪者的刑罚。
2．设立家庭成员和亲属盗窃罪
现行刑法典对家庭成员和近亲属之间的盗窃未予规定，最高司法机关对此作了有关司法解释和批复，都指出，一般不应作盗窃罪处理，对确有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在处理时也应同社会上作案有所区别。但在司法实践中执行起来是很难的。一是难以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什么是“确有追究必要的”，没有具体标准，致使这类案件难以处理或不能得到恰当的处理；二是难以适用刑罚，按照一般盗窃罪的量刑幅度适用刑罚，很难与社会上的盗窃区别开来，因为现行刑法典规定不具有减轻情节而需判处法定刑以下刑罚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而且从理论上讲，特殊减轻是针对某种犯罪的个别特殊情况而设立，如果某种犯罪都应减轻处罚，就只有通过立法途径解决了。
3．在刑法典中对盗窃犯罪对象予以列举或解释说明
在刑法典中对盗窃对象进行列举或对一些可能发生争议的对象进行解释或明确，对统一执法具有指导作用。因此建议在立法中对于电、光、热等能源直接规定为盗窃对象，并将其他一些有争议的对象，如不动产、科技成果等进行界定。同时鉴于我国刑法典按侵犯客体的性质划分犯罪性质，对盗窃罪的范围有一定限制，因而有必要在刑法条文中规定：“对于法律另有规定的盗窃对象，不适用盗窃罪的规定，而适用特别规定。”
4．在刑法典中对数额以外的加重情节予以明确，在司法解释中对重情节的叠加适用规则予以规定
现行刑法典对盗窃加重问题，虽然在规定数额加重的同时，也规定了情节加重并列举了两种特别加重情节，即盗窃金融机构和珍贵文物，但没有列举一般加重情节，对重情节的叠加适用规则也不明确，不便于司法实践的操作。因此建议在刑法条文中直接标明具体加重情节，并在司法解释中规定重情节的适用规则。一是可以给法官提供可供量刑考虑的具体标准，便于操作；二是直接把加重情节列举在刑法典中，具有防范和震慑作用，使一些人望而生畏，不敢为之，以达到预防和减少盗窃犯罪或重大恶性盗窃犯罪的发生。

参考文献
何秉松主编：《刑法教科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赵秉志主编：《侵犯财产罪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
赵秉志著：《侵犯财产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赵秉志主编：《侵犯财产罪疑难问题司法对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陈兴良主编：《新旧刑法比较研究——废·改·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王礼仁著：《盗窃罪的定罪与量刑》，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
曲新久著：《刑法的精神与范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张明楷著：《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张明楷编著：《刑法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作者单位：南京铁路运输检察院 2005年9月

动植物检疫总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植物检疫总所关于转发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关于加强动物运输管理的通知》的通知

（（９０）总检动字第１１号）

　

各口岸动植物检疫所、动物检疫所：

　　现将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关于加强动物运输管理的通知》转发给你们，请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动植物检疫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等的有关规定，结合国际航空公司《关于加强动物运输管理的通知》，搞好检疫工作。

　　附件：《关于加强动物运输管理的通知》

　　　　　　　　　　　　　　　　　　　　　　　　　　一九九０年六月四日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关于加强动物运输管理的通知

　　　　　　　　　　 （中际航（１９９０）２２８号）

　

营运部、航务部、国际处、市场销售部、天津分公司、上海营业部、广州营业部、各驻外办事处、各货运销售处理公司：

　　近年来，空运出口的活体动物大幅度增加，但由于有关国际航空运输动物的法律和规定未能得到很好地贯彻执行，致使我公司国际航班载运的活体动物多次在国外发生不正常情况：未经国家主管部门的许可，一些禁止或限制出口的珍奇动物也被空运出境。为了尽快改变这种状况，现遵照《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检疫法》《国际航协活体动物运输规则》的有关内容，就动物运输特作如下规定：

　　一、根据《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我国为缔约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的有关条文，托运人交运野生动物或其产品时，必须持有国务院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签发的“进出口许可证”（样本附后），方可办理托运。

　　二、一九八三年，《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各缔约国于博茨瓦纳召开会议，大会决议认为《国际航协活体动物运输规则》（IATA LIVE ANIMALS RE-

GULATION）符合该公约中有关航空运输动物的条款，并建议各缔约国按此规则执行。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已把此规则列入本国立法。为此，我公司货运业务人员收运动物时必须按《国际航协活体动物运输规则》（包括《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有关条文）检查托运人是否按规定执行。对于不符合规定的货物，应予拒收。

　　三、交运动物前，应要求托运人提供动物的拉丁文学名和英文普通名称，以便要求托运人按《国际航协活体动物运输规则》的有关包装规定制作包装。

　　四、收运动物时，应要求托运人填写“托运动物证明书”（SHIPPER'S CERTIF-

ICATION FOR LIVE ANIMALS）。此证明书是按国际航协的最新格式印制。（样本附 后）

　　五、接收动物时，须填制“收运动物检查单”（AVI ACCEPTNCE CHECK LIST）。此单是按国际航协的最新格式，并结合我公司具体情况设计的。（样本附后）

　　六、装载动物时，要按《国际航协活体动物运输规则》和飞机的货舱情况计算动物的装载密度（包括动物在ULD上的密度），确定可装舱位；装卸人员在货物包装

下要加垫塑料薄膜或可吸收性薄膜，以防污染集装设备和航空器。

　　七、装机时，须填制“特种货物装载通知单”（SPECIAL LOAD NOTIFICATION TO CAPTAIN），通知机长关于动物的装载情况。必要时，应事先要求机长调节货舱温度，以保证动物的安全运输。（有关规定见中际航字（1988）第034号文）

　　八、装机前，货运出港必须通知货运调度有关装载动物的情况及特殊装机要求。货运调度接到通知后应派专人负责装机，并及时通知商务调度。遇到航班延误、换机、取消时，商务调度应及时通知货运调度，以便采取相应措施。

　　九、航班离港后，必须给有关站（经停站、目的站的驻外办事处和地面服务代理）拍发特种货物装载报（FSH），通知有关动物的装载情况及特殊服务要求。中途

站、目的站应按始发站的电报要求采取相应措施，确保动物的安全运输。

　　十、根据我国《进出口动物检疫条例》第十三条，国家检疫人员有权对载过动物的航空器、地面载运工具（托盘、集装设备等）、铺垫材料、饲养工具以及存放动物的场地进行检疫消毒，以防动物流行病（包括人畜共患病）的传播。禁止使用未消毒过的地面载运工具和铺垫材料。

　　十一、根据我国《进出口动物检疫条例》的有关规定和我公司的具体情况，始发于不同国家的活体动物不得存入同一仓库内或装在同一架航空器上，以防疾病的传染。

　　十二、装卸人员在装卸过程中应尽可能减少接触装有动物的包装；工作结束后，应按检疫要求进行消毒和清洗。如在操作过程中不慎被咬伤或抓破，应立即就医治疗。

　　十三、国内其它航站申请我公司国际航班的舱位，联程运输活体动物，应按《国际航协活体动物运输规则》的有关规定办理动物运输业务。如当地无此规则，应要求托运人和我公司联系，按规定办理托运手续，否则，我公司不予承运。

　　十四、国外其它航空公司向我公司申请联程舱位时，吨位控制部门须要求申请方按《国际航协活体动物运输规则》办理运输业务。

　　十五、驻外办事处应要求当地的货运销售代理和地面服务总代理按《国际航协活体动物运输规则》办理动物运输业务。接收代理方收运的动物时，须填制“收运动物检查单”；如不附合规定，应拒绝承运。

　　十六、国内各货运代理公司办理动物运输业务时，要按《国际航协活体动物运输规则》的有关规定执行。如无此规则，应向国际航协（IATA）订购。各代理公司必须经我公司货运处统一组织培训后，方可办理收运业务。因代理方不按此规则或有关国家的规定执行所造成的损失或费用，均由代理方负责。

　　此规定自发文之日起生效，望各有关单位严格执行。

　

　　　　　　　　　　　　　　　　　　　　　　　　　一九九０年三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