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人大常委会


北京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23号


　　《北京市河湖保护管理条例》已由北京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于2012年7月27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12年10月1日起施行。


　 　北京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2年7月27日




北京市河湖保护管理条例

（2012年7月27日北京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规划编制与管理

　　第三章　河湖工程保护与管理

　　第四章　河湖水环境保护与管理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河湖保护和管理，保持河湖水域面积，改善水生态和水环境，保障河湖防洪、供水功能，维护河湖健康，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河流、湖泊、水库、塘坝、人工水道工程设施及其水体（以下统称河湖）的保护和管理。

　　第三条 河湖保护管理坚持统一规划、综合治理、科学管理、保护优先、合理利用的原则。

　　河湖的规划、建设、治理应当维护古都风貌，与首都城乡整体环境相协调。

　　第四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河湖保护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将河湖保护管理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保证河湖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资金和管护经费；并建立健全水生态保护的补偿制度。

　　第五条 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指导下，本市与相关省市建立健全河湖保护管理协作机制，加强河湖保护管理的统筹协调。

　　第六条 本市河湖保护管理工作实行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上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下级人民政府河湖保护管理工作落实情况的监督。

　　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市河湖保护管理目标制定考核评价指标，纳入对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区、县人民政府及其负责人考核评价的内容。

　　第七条 本市河湖保护管理实行流域管理和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市河湖保护管理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在永定河、北运河、潮白河等跨区、县重要水系设置流域管理机构，在管辖范围内依照国家和本市的规定履行监督管理及行政执法职责，统筹协调流域内的河湖保护管理工作。

　　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管辖权限，对本行政区域内河湖保护管理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按照管辖权限，建立健全管理机构或者确定管理人员，落实河湖管护责任。街道办事处按照管辖权限做好河湖保护管理的有关工作。

　　第八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编制河湖治理、养护、保护管理标准、规范和规程，建立河湖保护监督管理体系，对工程设施的运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完善监测预警管理制度，组织水文机构对河湖水量、水质定期进行监测，加强执法队伍建设，规范执法行为，履行河湖保护管理的执法职责。

　　市和区、县发展改革、财政、环境保护、规划、市政市容、园林绿化、农业、国土资源、工商、公安、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文物、文化、教育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河湖保护的相关工作。

　　第九条 公园、能源、电力、旅游、院校等单位管理的湖泊，由其负责建立健全管理制度，确定管理人员，落实河湖管护责任，并报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条 本市鼓励和支持河湖保护管理领域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提高河湖保护管理的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和新闻媒体应当加强河湖保护宣传教育，增强公民河湖环境保护的意识，引导公众和村、社区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参与河湖保护管理的有关活动。

　　对保护河湖水环境、水工程、水文化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由人民政府或者水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第二章 规划编制与管理

　　第十一条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编制全市河湖治理及保护管理规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按照全市河湖治理及保护管理规划以及相关要求，编制永定河、北运河、潮白河等跨区、县重要水系的流域治理及保护管理规划，报市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部门批准。经批准的流域治理及保护管理规划，由流域管理机构实施监督、管理。

　　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据全市河湖治理及保护管理规划和所处水系的流域治理及保护管理规划，按照管辖权限组织编制本区、县河湖治理及保护管理规划，经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后，报区、县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乡、镇人民政府可以按照管辖权限组织编制本乡、镇河湖治理及保护管理规划，报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二条 河湖治理及保护管理规划应当包括河湖现状分析，防洪标准及除涝、排水要求，河湖开发利用原则、水功能区划及水质保护目标，河湖治理及保护管理任务、措施和实施方案，限制或者禁止开发、利用的项目等内容。

　　第十三条 河湖治理及保护管理规划应当结合城乡发展的需要，坚持以人为本、人水和谐的理念，兴利与除害相结合，统筹协调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和有关地区之间的利益，兼顾水资源保护、水生态恢复、水文化保护及合理利用，充分发挥河湖综合效益。

　　第十四条 河湖治理及保护管理规划应当符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和海河流域综合规划，并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及环境保护、水资源、防洪排水和水土保持等规划相协调。

　　有关部门编制各类专业规划涉及河湖的，应当征求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第十五条 河湖治理及保护管理规划是河湖保护、开发、利用和管理的依据。编制区域发展规划、新城和重点发展区规划以及重大建设项目布局，应当符合全市河湖治理及保护管理规划和流域治理及保护管理规划。

　　经批准的河湖治理及保护管理规划应当向社会公开，严格执行；确需修改的，必须经原批准机关批准。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对河湖治理及保护管理规划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河湖治理及保护管理规划从事开发、利用活动。

　　第十六条 在河湖上建设水工程的，必须符合所在流域的治理及保护管理规划。

　　修建水库的，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或者经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报上级主管机关批准。

　　在永定河、潮白河、北运河（含温榆河）、拒马河等跨省（市）河流、官厅水库库区及市管河湖、跨区（县）的河湖上建设水工程的，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报请批准前，应当依照《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的要求报经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或者审查；在其他河湖上新建、扩建以及改建水工程的，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报请批准前，应当报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并签署意见。

　　第三章 河湖工程保护与管理

　　第十七条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河湖治理及保护管理规划要求划定河湖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

　　水库、塘坝、人工水道和其他水工程及附属的土地、山场属于该工程的管理范围。有堤防的河流（含湖泊），其管理范围为两岸堤防之间的水域、沙洲、滩地（含可耕地）、行洪区，岸边堤防及护堤地；无堤防的河流（含湖泊），其管理范围根据设计洪水位或者参照历史最高洪水位确定。

　　在河湖管理范围的周围，根据河湖重要程度、保护河湖功能的需要，确定河湖保护范围的具体边界。

　　第十八条 市和区、县管理河湖的管理范围、保护范围，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管辖权限提出方案，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后，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乡、镇管理河湖的管理范围、保护范围，由乡、镇人民政府提出具体方案，经所在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报区、县人民政府批准。

　　河湖的管理范围、保护范围划定后，应当向社会公告，并标图立界。

　　第十九条 在河湖管理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建设妨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

　　（二）损毁堤防、护岸、闸坝等水工程建筑物、构筑物及防汛、水工水文监测和测量、河岸地质监测、通讯、照明、滨河道路以及其他附属设备与设施；

　　（三）围堤或者修建阻水渠道、阻水道路；

　　（四）损毁护堤护岸林木；

　　（五）非管理人员开启、关闭河湖工程设备与设施；

　　（六）行驶履带车辆、超过限载标准的车辆；

　　（七）其他影响河势稳定、危害水工程和河岸堤防安全的行为。

　　第二十条 在河湖管理范围、保护范围内进行下列活动的，必须报经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涉及其他部门的，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一）填湖、填河造地、明河改暗河；

　　（二）围河、挖筑鱼塘、挖坑开槽、勘探，或者设立线杆、线塔、无线通信塔、标识；

　　（三）设置固定停车场所；

　　（四）修路，或者修建园林小品、管理房及其附属设施，或者建设临时性建筑物、构筑物；

　　（五）爆破、打井、挖窖、挖取沙土、采砂、堆放物料；

　　（六）开采地下资源、进行考古发掘。

　　河道改线、开挖人工湖泊，必须报经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二十一条 在河湖上新建、扩建以及改建开发水利、防治水害、整治河湖的各类工程和在河湖管理范围、保护范围内修建桥梁、道路、管道、缆线、闸房、码头、渡口、取水、排水等工程设施及其附属设施需要临河、跨河、穿堤、破堤、筑坝、围堰的，建设单位应当向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报送工程建设方案。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作出同意或者不同意的决定，不同意的应当说明理由。

　　经批准的建设项目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到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工程开工审批手续并与河湖管理机构签订管理协议；工程竣工后，应当报水行政主管部门验收。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使用。

　　第二十二条 本市建立健全建设项目占用河湖工程设施和水域等补偿制度。

　　在河湖管理范围、保护范围内，经批准的建设项目占用水利设施和水域，或者对原有河湖工程设施和水域有不利影响的，建设主体应当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依法承担经济补偿责任。补偿费用专项用于河湖保护工作。具体办法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发展改革、财政等有关部门制定。

　　第二十三条 河湖管理范围、保护范围内依法修建的非河湖工程建筑物及其他设施，其产权单位或者管理单位应当定期检查、维护，确保运行安全。

　　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日常监督检查，对不符合河湖保护管理标准规范的，责令及时改正。

　　第二十四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文物、规划等有关部门制定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河道、水域及桥、闸等水工建筑物、构筑物和遗址保护名录，明确保护范围和标准，建立相关档案；对河湖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挖掘、整理，保护和弘扬河湖文化。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毁坏、拆除列入保护名录中的水工建筑物、构筑物或者遗址。

　　　

　　第四章 河湖水环境保护与管理

　　第二十五条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河湖治理及保护管理规划开展河湖综合治理和水网建设，修复水体生态功能，提高水体自然净化能力，涵养和保护水资源。

　　第二十六条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按照河湖治理及保护管理规划确定本市重点河段和重点湖泊生态环境用水量，提出具体生态环境用水保障方案并组织实施。

　　河湖生态环境用水应当充分利用雨水和再生水。

　　第二十七条 向河湖排水的，入河水体水质应当达到规定的排放标准，并实行雨水、污水分流。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直接或者间接向河湖排放未经处理或者经处理未达到规定标准的污水，不得向路边雨水口、雨水管线及其附属设施排放或者倾倒污水、污物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

　　第二十八条 需要在河湖管理范围内新建、改建或者扩大排水口的，应当经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

　　排水管网覆盖范围地区，不得设置排污口。

　　第二十九条 本市建立河湖水功能区限制纳污制度。

　　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河湖水功能区对水质的要求和水体的自然净化能力，核定水域的纳污能力，向同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该水域的限制排污总量意见。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实施排污许可时，应当考虑入河水域水功能区水质标准。

　　水行政主管部门发现水域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超过控制指标或者水功能区水质未达到水域使用功能对水质要求的，应当及时报请有关人民政府采取治理措施，并向同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通报。

　　第三十条 本市建立河湖断面考核制度，严格落实流域统一管理下的河湖保护属地管理责任。

　　水行政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运用信息化手段对河湖水质实施动态监测，定期公布水质监测结果。　　 　　　　

　　第三十一条 在河湖管理范围内，禁止洗刷车辆或者装贮过油类、有毒污染物的容器，实施毒鱼、炸鱼、电鱼、设置拦河渔具活动，使用对河湖水体有害的鱼药和高毒、高残留的农药，开办各类商品交易市场、经营摊点以及开展集市贸易活动。

　　在河湖管理范围、保护范围内禁止倾倒、堆放、掩埋、弃置垃圾渣土和其他废弃物。

　　第三十二条 市和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按照保护饮用水源安全和人身安全的要求，依法划定并公布禁止游泳、滑冰等水上活动的水域，设置警示标志；在未禁止游泳、滑冰等水上活动的水域，活动人员或组织者应当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新、改、扩建河湖工程时，河湖管理机构应当在陡岸、直墙等危险地段设置必要的安全防护设施。

　　第三十三条 利用河湖开办旅游项目或者从事其他利用活动的，应当符合水功能区划要求，保证河湖工程、行洪、河湖生态环境、水体、水质的安全，不得使用以柴油、汽油为动力的游船。

　　利用河湖开办旅游项目或者从事其他利用活动的，必须报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涉及其他部门的，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四条 在河湖管理范围、保护范围内从事种植业的，区县、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推广测土配方施肥、精准施药、病虫害生物防治等农业生产技术，减少农药、化肥使用量，发展绿色生态农业，有效控制农业面源污染。

　　在河流两岸和湖泊、水库、塘坝周边从事规模畜禽养殖的，应当符合全市畜牧业发展规划，并对畜禽粪便、废物进行无害化处理，实行污水达标排放，保证水源质量。

　　区县、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河湖流域水产养殖的管理，合理确定水产养殖规模和布局，推广循环水养殖、不投饵养殖等生态养殖技术，限制围网养殖，减少水产养殖污染。　　　　　　　

　　第三十五条 河湖管理范围、保护范围内的环境卫生管理，按照本市环境卫生责任制执行。

　　各责任单位应当落实河湖环境卫生责任，市政市容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管理。

　　第三十六条 河湖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内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应当进行绿化，建设滨河绿化带、绿色步道和亲水健身休闲设施。

　　河湖沿岸的绿化、岸坡及河底防护应当按照河湖功能、生态和环保景观要求及绿化技术标准，进行统一规划、设计。

　　河湖管理范围的绿化及其管理维护由河湖管理机构负责；河湖保护范围的绿化及其管理维护分别由园林绿化、公路、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林木的抚育、更新和维护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七条 河湖管理机构应当依法制定河湖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定期演练。

　　河湖发生突发事件时，河湖管理机构应当启动应急预案，迅速到达事故现场进行处置，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损失扩大；可能影响公共安全的，应当及时告知受影响的单位和公众，同时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第三十八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和完善河湖违法行为举报制度，向社会公布受理举报的途径和方式，并为举报人保密。

　　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收到举报应当登记、及时核实处理，并定期公布处理结果。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五项和第六项、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规定的，依照水、防洪、水污染防治、水土保持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在河湖管理范围、保护范围内从事以下活动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管辖权限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补办行政许可手续，并按以下规定予以处罚；逾期未能取得行政许可手续的，责令限期恢复原状，赔偿损失或者采取补救措施。逾期不恢复原状的，按程序强制清除，所需费用由当事人承担。

　　（一）围河、挖筑鱼塘、挖坑开槽、勘探或者设立线杆、线塔、无线通信塔、标识，或者建设临时性构筑物的，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设置固定停车场所的，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修路，或者修建园林小品、管理房及其附属设施的，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河道改线、开挖人工湖泊的，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建设单位未经批准擅自开工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补办有关手续；逾期不补办或者补办未被批准的，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物、构筑物，恢复原状；逾期不拆除、不恢复原状的，强制拆除，所需费用由违法单位或者个人负担，并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建设单位未按照经批准的工程建设方案修建工程设施，影响河势稳定、危害河岸堤防安全和其他妨碍河道行洪，但尚可采取补救措施的，责令限期采取补救措施；逾期不采取补救措施或者未达到要求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拆除违法建筑物、构筑物，恢复原状；逾期不拆除、不恢复原状的，强制拆除，所需费用由违法单位或者个人负担，并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非河湖工程及相关设施不符合河湖保护管理标准规范，且产权单位或者管理单位未按规定及时改正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管辖权限责令限期改正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可以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毁坏或者拆除保护名录中的河道、水域和水工建筑物、构筑物、遗址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管辖权限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在河湖管理范围内新建、改建或者扩大排水口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管辖权限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开展水上旅游项目或者其他利用活动时使用以柴油、汽油为动力的游船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管辖权限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处8000元以上8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或者采取补救措施。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未经批准擅自利用河湖开办旅游项目或者从事其他利用活动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管辖权限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六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执法人员在依法行使监督检查职责时，发现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有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八条及第三十一条规定违法情形且拒不停止违法行为的，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查封、扣押实施违法行为的工具及机械设备等。

　　第四十七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不履行河湖保护管理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追究该行政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人的行政责任。

　　在河湖保护管理工作中，公务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八条 本条例自2012年10月1日起施行。1999年6月24日北京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北京市城市河湖保护管理条例》同时废止。



我国物权立法不应采纳物权行为理论

李林启
(湘潭大学法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摘 要：物权行为理论自被提出时起，就在各国法学界引起激烈批判和争议。本文从物权行为理论在理论上的错误、无因性原则的弊端、其对现实法律生活的影响及世界各国立法通例和我国国情等方面，阐述我国物权立法不应采纳物权行为理论。
关键词：物权行为 无因性 缺陷

物权行为理论的创始人公认为德国历史法学家代表人物萨维尼。十九世纪初萨维尼在柏林大学讲学中创造了这一思想：以履行买卖合同或其他以所有权转移的合同为目的的交付，并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事实的履行行为，而是一个特别的以所有权转移为目的“物的契约”。他在1840年出版的《现代罗马法体系》一书中写道：“私法契约是最复杂最常见的……，在所有的法律制度中都可以产生出契约，而且它们是最重要的法的形式。首先是在债法中，它们是债产生的最基本的源泉。这些契约人们称之为债务契约。此外，在物权法中它们也同样广泛地存在着。交付是一种真正的契约，因为他具备契约概念的全部特征，它包含双方当事人对占有物和所有权转移的意思表示……仅该意思表示本身作为一个完整的交付是不足够的，因此还必须加上物的实际占有取得作为它的外在的行为，但这些都不能否认它的本质就是契约……该行为的契约本质经常在重要的场合被忽略了，因为人们完全不能把它与债的契约区分开来，那些行为常常是随时伴随来的。比如一栋房屋买卖，人们习惯上想到它是债法买卖，这当然是对的。人们却忘记了，随后而来的交付也是一种契约，而且是一个与任何买卖完全不同的契约，的确，只有通过它才能成交。”[1] 按照萨维尼的设想，一般人所谓的买卖过程可以分解为：（1）债的买卖合同即债权行为，它使得出卖人承担交付出卖标的物的义务而买受人承担支付价款的义务，在这一阶段买受人尚不能成为所有权人；（2）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并为不动产登记或者是动产交付，完成所有权的移转的行为；（3）买受人向出卖人支付价款。其中萨维尼对买卖过程的独特认识即第二点所有权的转移，它是一个不同于订立买卖合同的“处分行为”，即物权行为。
萨维尼上述思想包含了物权行为的重要原理，后世从萨维尼思想中发展出一系列对德国民法物权体系具有决定意义的原则，这些原则成为物权行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1）分离原则，也称区分原则、独立性原则。即在发生物权变动时，权利主体移转标的物的交付义务的法律行为与其完成物权的各种变动的行为是两个法律行为。前者是原因行为，后者是物权行为。因为这两个行为各自有其独立的意思表示和成立方式，因此他们是分离的两个不同的法律事实。即物权行为是独立于原因行为之外的。（2）无因性原则。无因性原则的意义，指物权行为在其效力和结果上不依赖其原因行为而独立成立，即原因行为的无效或者撤销不能导致物的履行行为的当然无效和被撤销。萨维尼对此的论断是：“一个源于错误的交付也是完全有效的。”正如萨维尼认为：物权行为应与作为其原因的债权行为相分离，物的履行的效力已经从债务关系的效力中被“抽象”出来。因此德国民法学中称此原则为“抽象原则”（Abstraktionsprinzip）。（3）物权变更的形式主义原则，即公示要件主义原则。因为物的合意乃是对物的交付行为中存在的意思表示的抽象，所以必须有一个具有公示性的行为来表达或者说记载这一物的合意，而且，该公示行为不仅应该具有物权的一般的对抗第三人的效力，更应该具有表示该物的合意成立的效力，即没有该公示行为，物的合意不能成立，物权的设立、变更和废止即为无效。该公示行为的外在形式即为动产的交付和不动产的登记。[2]
简言之，萨维尼的物权行为理论，就是无论民事主体因何种原因而进行物权的变动，他们关于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均应为独立法律行为，其效力和结果与原因行为各自没有关联的学说。[2] 它是萨维尼在解释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立法过程中提出来的。萨维尼采用历史的研究方法，通过历史的溯源而寻找法律的规则和理论，不失为一种独特的法学研究方法。然而，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及法律文明的演进，过去的规则不一定符合现实的需要，不能将历史的规则照搬至现实生活中。如美国法律哲学家E·博登海默所说：“一个法律制度，如果跟不上时代的需要或要求，而且死死抱住上个时代的只具短暂意义的观念不放，那么显然是不可取的。在一个变幻不定的世界中，如果把法律仅仅视为是一种永恒的工具，那么它就不可能有效地发挥作用。”[3] 而在更进一步要求交易迅速简便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更不可能采纳这种制度。

一、物权行为纯系臆造与拟制，它实为一种事实行为。

物权行为实际上是学者虚构出来的抽象的纯理论的东西。它实为一种事实行为，并非“物权行为是客观存在的，它是法律行为的一种”。[4] 在私法领域中，实现私法自治的工具就是法律行为。[5] 一个人如果要和另一人个建立民事法律关系或实现对一个特定的物加以利用的目的，就必须要从事法律行为。法律行为的价值就在于能在当事人之间创设新的权利义务关系，并在此过程中形成潜在的、新的法律。但物权行为在概念、效力、特征和价值等诸方面均与法律行为不符，绝无理由将其归入法律行为的范畴。首先，物权行为不同于以意思表示为核心要件的法律行为。依德国法学界大多数学者观点，物权行为指物的合意，即当事人关于设立、变更、废止物权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作为物的合意，它只是某种行为的构成要素，尚不能构成独立的行为；既非行为，也就谈不上是什么法律行为了。同时物权行为中意思表示的内容还要受到债权行为中意思表示的严格限定，它不能自主设定超出债权合意范围之外的权利义务关系。即物权行为中的意思表示并不具有独立的意义，它不过是债权合意的再现。正如有学者指出：“物权行为中所包含的意思表示在法律意义上是对债权行为意思表示的重复或履行。”[6] 其次，物权行为的法律效力源自法律规定，这与法律行为的本质是根本相悖的。法律行为是实现私法自治的工具，而物权法基本原则之一是物权法定原则。这样，如果将物权行为归入法律行为之一类，必将导致物权法定原则与私法自治原则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最后，从价值上看，物权行为并不具备在当事人之间设立权利义务关系的功能。因为根据物权法定原则，法律对物权变动的权利义务作出了明确而直接的规定，绝不存在引进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予以调整的余地。由此可见，创设物权行为这么一个与法律行为有种属关系的概念，只能导致法律行为概念本身的混乱，并在法律规则（如意思表示推定规则）的适用上引起一系列的矛盾。因此，物权行为概念虽然眩惑了不少聪明人的眼睛，但却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错误”。[7]
二、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具有明显的缺陷
（一）损害了民法的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
“物权行为有因或无因，不仅是逻辑的关系，而且是一项由价值判断及利益衡量来决定的立法政策问题。”[8] 德国民法典立法者正是为了交易安全之目的，基于政策的考虑，而将原因从物权行为中抽离，使物权行为无因化。依据无因性原则，在买卖合同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以后，标的物的所有权因交付即发生移转，出卖人丧失所有权，所有权在法律上归买受人享有。如果买受人将标的物出卖给第三人，则为有权处分，出卖人不能享有追及权。可见，无因性原则过分强化了物权转移的确定效力，在侧重保护买受人和第三人利益的同时，却严重削弱了对出卖人权利的保护，使天平严重地倾向买受人或第三人一边，这是对公平原则的漠视。以动产的买卖为例，假设出卖人在交付标的物而未获得价金的情况下，买卖合同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无因性原则先承认标的物的所有权转移，再通过返还不当得利将所有权回归出卖人；而依据有因性原则，标的物所有权未发生转移，仍归出卖人所有。无因性原则增添了法律适用的复杂性，而且使出卖人丧失了特殊的物权保护，只能依赖不当得利请求权予以保护。如果买受人破产，或将标的物低价转让等，出卖人仅享有债权请求权，根本不能维护其利益，甚至使其一无所获。尤其应当看到，依据无因性原则，第三人在恶意的情况下，也能取得标的物所有权，这就可能纵容买受人非法移转财产或与第三人恶意串通损害出卖人的利益，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且不符合所有权取得的合法原则。
（二）受到了善意取得制度和公示公信制度的挑战
首先，善意取得制度除了能发挥无因性理论所具有的保障交易安全的作用外，还能为第三人担供更为广阔的保护空间。同时，善意取得制度能合理地平衡当事人之间及与第三人之间的利益。市场具有一定风险，要求市场主体对交易尽到合理的注意。善意取得制度仅有鉴别地保护那些尽到必要注意的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符合公平的原则，而无因性原则完全免除第三人注意义务，不加区别地保护第三人，显然不合理。其次，无因性原则所具有的保护不动产交易安全和减少举证困难的作用可以通过交付、登记等公示公信制度来实现。[9]
综上，我们发现，物权行为无因性的诸多“应有功能 ”与其“实有功能”之间产生了极大的分离，其“应有功能”绝大部分已被善意取得制度和公示公信制度所抽空，而残余部分也超出了交易安全保护的合理范围，甚至有鼓励不诚实交易的倾向，因此有违民法的根本宗旨。鉴于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存在着明显的弊端，德国司法判例及学说理论提出了所谓物权行为无因性相对化理论，如“共同瑕疵说”、“条件关联说”、“法律行为一体说”，这些修正在一定程度上否认了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实际上反映了取消无因性的趋势，这也是由无因性本身的致命缺陷所决定的。
三、物权行为理论人为地使现实法律生活复杂化，对法律适用不利
物权行为理论把生活中简单的财产转让分解为数个完全独立的法律行为，以买卖为例，当事人之间缔结买卖合同的合意是债权行为或债权合同。它仅能使双方当事人负担交付标的物和支付价金的义务。如果要发生标的物和价金的所有权移转，则当事人必须达成移转的合意，同时还要从事登记或交付行为。而且物权行为是独立于债权行为之外的。 这样人为地使现实法律生活复杂化，不利于法律在实践中的适用。同时，该理论人为地割裂了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之间的必然联系，违背生活常理，难以为大多数人理解，给社会生活特别是现实中大量即时结清的买卖带来许多不便，扭曲了现实生活，也阻碍了法律的普及推广，给群众守法添造了人为屏障。德国自由派法官奥托·冯·吉耶克对此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说：“如果在立法中以教科书式的句子强行把一桩简单的物品买卖在至少是三个法律领域里依法定程式彻底分解开来，那简直是在理论上对生活的强奸！一个人去商店买一双手套，他本可以一手交钱一手拿货，可他必须瞪大了眼睛提防着要发生的三件事：1、这是在订立一个债法上的合同，因此而产生的债务关系要清偿履行；2、缔结了一个与其法律原因完全脱离的以所有权转移为目的的物权契约；3、在上述两个法律行为之外，必须进行虽然是一项法律‘动作’但不是法律行为的交付。这些不是纯属虚构吗？如果现在把实际中的一个统一的法律行为的两种思维方式编造成两种各自独立的合同，那就不仅仅是脑子里怎么想的问题，而是依思维方式的超负荷损害实体权利。”[1]
四、世界各国立法通例及我国国情决定
除德国立法与判例以外，绝大多数国家的立法和判例并不承认物权行为理论。法国法采纳纯粹的意思主义，主张物权的变动，依当事人的债权意思表示而发生效力，而不须采取登记或交付等形式。瑞士法采纳登记或交付主义，即物权的变动，除债权意思表示外，还必须以登记或交付为要件。美国法则采纳契据交付主义，即有关不动产权利变动之情形，除让予人债权意思表示外，还须将契据交付给受让人，即发生不动产权利变动之效力，受让人可以将契据拿去登记，但一般而言（各州规定不尽一致），登记不是生效要件而是对抗要件。[10] 这些立法例各具特色，对促进和鼓励交易，维护当事人的利益，以及维护交易安全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可见，采纳物权行为理论并非世界各国立法通例。
我国现行民法是否已采纳了物权行为理论，对此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民法不承认物权行为；[11] 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民法和司法实践，均已不自觉的承认了物权行为。[2] 从我国现行立法规定来看，确实规定登记或交付为物权变动要件，就动产所有权转移而言，我国《民法通则》第72条规定：“按照合同或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移转，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就不动产所有权的变动而言，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不论是土地权属的变更，还是房产所有权的变更，均应当办理登记。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我国民法承认物权行为理论，因为就动产来说，我国民法从未承认动产所有权的移转必须具有物权合意。就不动产来说，我国法律也不承认在不动产转让合同中存在债权合同和物权合同两个合同，不动产的交付是依据不动产买卖合同所产生的义务，而不动产的登记也要以不动产买卖合同为依据。也就是说，我国立法对交付、登记等物权变动的要件规定，主要是出于公示的要求，不能成为物权行为存在的依据。概括来说，我国民法的规定类似于瑞士法的立法模式，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采取此种模式而非物权行为模式，具有明显的优越性：第一，它符合我国的立法传统，而且易于被执法者理解和掌握。而物权行为理论“捏造了独立于债权行为之外的物权行为，又进一步割裂原因与物权行为的联系，极尽抽象化之能事，符合德国法学思维方式对抽象化之偏好，严重歪曲了现实法律生活过程，对于法律适用有害无益，毫无疑问是不足取的。”[12] 第二，我国的立法模式切实反映了各种纷纭复杂的动产交易和不动产交易的内在需要，体现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而且完全符合我国现实生活常情。而德国的物权行为理论将现实生活中某个简单的交易关系，人为地虚设分解为三个相互独立的关系，使明晰的物权变动过程极端复杂化。第三，我国的立法模式能够有效地、平等地保护交易当事人的利益，不管是对出卖人还是对买受人都能够兼顾其利益，并平等地加以保护。而物权行为理论，割裂交付、登记与原因行为的关系，虽然强调了对买受人的保护，但却忽视了对出卖人的保护。[13]
总之，物权行为理论是德国特定历史文化的产物，它虽然被德国立法和实务所采纳，但其自身缺陷必将导致其灭之，且其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现代的作为一种制度的法治不能靠‘变法’或移植来建立，而必须从本土资源中演化创造出来。”[14] 按照法律本土化的要求，我国物权立法也不宜采纳这一理论。而只能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在重视法律制度在实践上的现实价值、强调法律制度与现实社会的协调、注重法律制度的公平正义和对当事人利益平等保护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我国现行的立法模式和规则体系。



参考文献：
[1] [德]K·茨威格特、H·克茨：《“抽象物权契约”理论——德意志法系的特征》，孙宪忠译，外国法译评，1995年第2期。
[2] 孙宪忠：《物权行为理论探源及其意义》，法学研究，1996年第3期。
[3] [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6页。
[4] 谢怀?颉⒊绦ィ骸段锶ㄐ形?砺郾缥觥罚?ㄑа芯浚?002年第4期。
[5] [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页。
[6] 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6页。
[7] 毛玮、刘蕾菁：《物权行为理论质疑》，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8] 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1页。
[9] 杨垠红：《我国物权立法不宜采用物权行为理论》，引进与咨询，2001年第2期。
[10] 钱明星：《物权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页。
[11] 梁慧星：《我国民法是否承认物权行为》，法学研究，1989年第6期。
[12] 梁慧星：《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123页。
[13] 王利明：《物权行为若干问题探讨》，中国法学，1997年第3期。
[14] 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页。

作者:李林启,男,河南省原阳县人,湘潭大学法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