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 眼”看“返 航”

李新元 任玉林


近期，各路媒体对3月31日至4月1日东航21架班机集体返航事件的报道及评论可谓铺天盖地、沸沸扬扬，对飞行员及航空公司的行为更是口诛笔伐，但大多数都是停留在道德层面的谴责，而在法律层面上的理性分析则相对较少。我国现在是法治社会，仅做道德文章是不够的，从法律角度，用“法眼”来透视这一热门事件很有必要。
一、飞行员的行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应承担刑事责任。据4月16日中国民用航空局公布的调查结果，此次返航事件主要是东航云南分公司少数飞行人员无视旅客权益所造成的一起非技术原因的返航事件，东航自己也承认有人为的因素，这就说明事件的成因不是天气变化等不可抗力。众所周知，航空运输是高空、高速、高风险行业，空中飞行与地面指挥及保障应协调一致，飞机每起降一次，在空中多飞行一分钟，就增大了相应的安全风险系数，而不按规定的时间和航线起降、飞行，更是加大了航空器不可预知的风险。因此无飞行特殊原因擅自返航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飞行方法和行为，足以危害航空器上甚至航空器外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包括航空器在内的大量公私财产的公共安全，严重扰乱了民航运输管理秩序，机长及飞行员为一己私利放任这种危险的发生，完全符合《刑法》第114条规定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构成要件。该罪是行为犯，而不是结果犯，未造成严重后果，也应承担相应刑事责任，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造成严重后果，按《刑法》第115条第1款的规定，还要承担更重的刑事责任。根据《飞行基本规则》，机长在飞行中享有决定起降等大权，因而其责任大于一般飞行员。有人认为飞行员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仅仅是“罢飞”、“消极怠工”，只应给予吊销执照等行政处罚，这是对刑法和公共安全的漠视，如不追究其刑事责任，诸如此类的事件以后还会发生，谁还敢再乘民航班机，公共航空安全何以保障？
二、飞行员与航空公司之间的矛盾，应按处理劳动争议的程序来解决。据大多数媒体的报道，此次返航事件，是因飞行员向公司要求待遇未能如愿而集体采取的一种手段。《劳动法》第77、79条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调解、仲裁、提起诉讼，也可以协商解决。由此可见飞行员为解决待遇问题可选择的方法和途径是较多的，在地面用各种手段为待遇而争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天上采取这种将个人利益凌驾于法律和公共安全之上、挑战职业道德底线、在世界航空史上罕见的极端做法，则是不理智的，也是为法律和社会公众所不能容忍的。
三、乘客的利益应依照合同法或消法的规定来保障。在这次事件的各方当事人中，最冤枉的莫过于号称“上帝”的广大乘客。他们自己花钱，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在天上被“忽悠”来“忽悠”去，让人变相“绑架”或“劫持”了一次，稀里糊涂地成了为别人利益而牺牲的“人质”。事后得到的也只是廉价的道歉和区区100--400元的所谓“补偿”（新浪网消息）。从法律上讲，乘客从付出票款、购得机票时起，就与航空公司建立了航空旅客运输合同，航空公司有义务将其安全正点送达目的地。在人为的因素下，又将其送回了始发地，东方航空公司的违约责任是显而易见不需讨论的。因此，按《合同法》第107、112、113条的规定，东方航空公司应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另一方面，由于机组是代表其公司为乘客提供服务的，机组故意欺诈乘客，就应视为公司欺诈乘客，按照《消法》第49条等规定，东方航空公司应承担双倍返还乘客票款等侵权赔偿责任。而决不是具有施舍意味的“补偿”。
四、现行民用航空法律制度亟待完善。东航班机集体返航事件只是表象，其折射出来的深层次问题则是现行民用航空法律制度存在严重缺陷。我国的民航体制改革后，由于种种原因，法律制度严重滞后，很不完善，如民航方面仅有的一部法律《民用航空法》是1996年3月1日起实施的，所依据的刑法还是已经失效的1979年刑法；国内有多家航空公司，目前也只有深圳航空公司出台了航班延误补偿办法；飞行员流动渠道不畅，民航华东局制定的限制飞行员流动比例的办法，规定每年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只能流动1%，违反了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飞行员、乘客与航空公司以及国有与民营各航空公司之间的有关待遇、流动、索赔、用人等各种矛盾加剧，飞行员跳槽、航班延误索赔等纠纷近年来不断增多，诉诸法律的也不少，此次东航飞行员集体采取非常行动则是最为严重的一次，但也仅仅是暴露出来的冰山一角。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在法律制度上下功夫，制定、修改适应新形势的综合性航空法典及相应的行政法规；改革飞行员培养体制，解决飞行员稀缺现状；成立强有力的飞行员协会，代飞行员与航空公司协商待遇、流动等问题，才是治本之策，才能确保天空的和谐。

（作者单位：甘肃省漳县人民法院）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贵州省红十字会条例

（2004年5月28日贵州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促进红十字事业的发展，保障红十字会依法履行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红十字会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按照《中国红十字会章程》，依法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
　　第三条 县级以上按照行政区域建立红十字会，依法取得社会团体法人资格，并配备专职工作人员。
　　全省性行业可以建立行业红十字会，依法取得社会团体法人资格；乡(镇)、街道、社区、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可以建立红十字会基层组织。
　　上级红十字会指导下级红十字会工作。行业红十字会接受省红十字会指导。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红十字会给予扶持和资助，保障红十字会依法履行职责，并对其活动进行监督。
　　有关部门根据各自职责，支持红十字会开展人道主义救助活动。
　　第五条 县级以上红十字会根据独立、平等、互相尊重的原则，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指导下，发展同国内外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的友好合作关系；加强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红十字会和台湾地区红十字组织之间的往来。
　　第六条 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承认《中国红十字会章程》并缴纳会费的，可以自愿参加红十字会，成为红十字会的个人会员或者团体会员。
　　热心人道主义事业并志愿协助红十字会工作的社会各界人士，可以成为红十字会的志愿工作者。
　　第七条 红十字会理事会由会员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理事会民主选举会长和副会长。
　　红十字会的理事会可以聘请名誉会长和名誉副会长。
　　第八条 红十字会依法开展下列工作：
　　(一)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及有关法律、法规；
　　(二)开展经常性的救灾准备工作、社会募捐和筹措救灾款物；在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中，对伤病人员和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进行救助；
　　(三)普及卫生救护和防病治病知识，开展初级卫生救护培训，组织群众参加现场救护；
　　(四)参与输血献血工作，推动无偿献血；开展造血干细胞 (骨髓)、器官、遗体自愿捐献的宣传、动员和有关资料数据的储存、检索工作；
　　(五)对青少年进行人道主义及健康知识的宣传教育，开展红十字青少年活动；
　　(六)组织红十字医疗机构开展义诊、卫生救护等活动；
　　(七)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指导下，参与国际人道主义救援工作；
　　(八)组织会员、志愿工作者开展社区服务活动和其他人道主义工作；
　　(九)完成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红十字会委托的其他事宜。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红十字会兴办的与其宗旨相符的社会福利事业，应当给予扶持。
　　县级以上红十字会兴办的与其宗旨相符的社会福利事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惠待遇。
　　第十条 县级以上红十字会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本行政区域卫生发展规划，开办与其宗旨相符的红十字会医院、急救中心(站)，从事人道主义医疗救护工作。
　　第十一条 以红十字命名、冠名的，应当向县级以上红十字会提出申请，按照规定程序批准后，依法使用红十字标志和名称。
　　第十二条 红十字会经费的主要来源：
　　(一)会员缴纳的会费；
　　(二)接受国内外组织和个人捐赠的款物；
　　(三)动产和不动产的收入；
　　(四)人民政府的拨款。
　　第十三条 红十字会接受国外、境外组织或者个人捐赠的物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通关手续。海关、检验检疫部门按规定给予通关便捷，民航、铁路、公路、航运等部门应当积极配合。
　　第十四条 红十字会在处分捐赠物资时，应当尊重捐赠者的意愿。经捐赠者同意和相关部门批准，可以对捐赠物资进行变卖、义卖，变卖、义卖所得用于捐赠目的。
　　第十五条 红十字会接受捐赠物资，捐赠人可以与其就捐赠物资的种类、质量、数量和用途等内容签订捐赠协议，红十字会按照捐赠协议约定的期限和方式，接受捐赠物资。
　　第十六条 红十字会可以按照法律、法规和其他有关规定筹集红十字救助资金，全部用于发展红十字事业。
　　第十七条 红十字会应当建立经费收支、财务管理、社会福利事业财务活动及捐赠款物专项账目的审查监督制度，每年向理事会报告执行情况，并接受人民政府的检查监督。
　　第十八条 红十字会的财产和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十九条 红十字会在执行紧急救灾、救助、救护任务时，依法标有红十字标志的救援人员、物资和交通工具可以优先通行，经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通过收费公路、桥梁时免交车辆通行费。
　　第二十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拒绝、阻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
　　第二十一条 红十字会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侵占、截留、挪用、私分捐赠款物以及不正确履行职责或者严重不负责任造成较大经济损失，尚未构成犯罪的，依据有关规定给予相应处分。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非法使用红十字标志和名称的，红十字会有权要求其停止使用；拒绝停止使用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理。
　　第二十三条 本条例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