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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英国留学期间，经英国宪政事务部（Department of Constitution Affair）的安排，我到伦敦一家行政裁判所（Tribunal）实习。裁判所是在普通法院之外，根据法律规定而设立的某些专门裁判组织，用以解决行政上的争端和公民相互间某些和社会政策有密切联系的争端。它独特的运行机制和模式值得我们品味。

　　专业化的裁判人员

　　据统计，英国现有各类行政裁判所近70种，数量近3000个。主要分为四大类型，即财产权和税收方面的裁判所、工业和工业关系方面的裁判所、社会福利方面的裁判所及外国人入境方面的裁判所。行政裁判所的主要优势之一，就是为社会提供解决纠纷所需的具有专业知识和经验的人士。例如，处理针对地方税收官员决定的申诉，必须要熟悉税收法律和实践，所得税专门委员会的裁判员由税务专家担任；对于心理健康审查裁判所的人员，就必须“有这方面运营管理的经验和这方面的社会公益服务知识，或者上议院大法官认为相宜的其他资格或经历”；社会保障专员（Social Security Commissioner）通常是精通社会保障法并具有丰富经验，有超过10年法律执业背景的高级律师；再如，土地裁判所就设立一名总裁作为裁判所首脑；其他几名成员要么是特许测量师，要么是律师；此外，还有一名登记员，以及一名负责裁判所日常行政事务的裁判所经理。对强制购买土地后补偿的评估以及其他因其性质或数量不适合由普通法院审理的纠纷，则由这些专业裁判员来裁判。这些专业人员业务熟练，有助于更好地认定事实，适用规章和规则，对行政决定进行更为实体化的审查。

　　独立的审判权配置

　　行政裁判所具有相对独立和超然的地位，除了那些只能向大臣提起上诉的案件，其他大部分案件由于议会将裁判权只赋予了裁判所，因而裁判所是完全独立于政治控制的，绝不服从行政干预。裁判所人员不能由行政官员或者从属于行政机构的人员组成，而是由专业化的人员审查行政决定是否妥当，对其中的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进行更为全面的审查，对“政府项目和政策日复一日的运营，以及行政决定的实体内容”予以关注。无论哪一个大臣都不能对裁判所的裁决负责，一个大臣试图去影响某个裁判所的裁决都是不妥当的。裁判所有权规制自己的程序，这种程序自主权决定了裁判所的裁判程序可以依据当事人的申请而启动，也可以自行启动主动审查。主动审查时，要事先告知当事人，并要规定合适的方式让当事人表达意见。因为在英国，法院来审查法律问题，而政策问题则被视为行政机关固有的疆域。如果让法院代替行政机关来对公共政策问题做判断，被认为有悖于在行政和司法间分权的基本宪法原则。行政裁判所制度的存在很好地弥补了这种不足与缺陷。

　　简易而快捷的审理程序

　　裁判所总裁可以应当事人的请求，也可以自行决定举行听证前审查（Pre-hearing Review）。在听证前审查中，裁判所主席可以根据文件和书证，对申请中所涉及的任何法律和事实问题予以决断。如果裁判所在听证前审查中所作的意见对整个申请的处理将产生实质性影响，那么裁判所可以将该听证前审查视为听证会。例如《1996年土地裁判所规则》第39条中就规定了“审前审查”（Pre-trial Review）程序。听证中，裁判所有权选择自己认为最合适的、能够厘清问题的路径来设计听证会的方式和程序，以防止程序的僵化。但绝大多数的裁判所都实行口头审理，这可能还是它的法定义务。在听证会一开始，听证会主持人就要对听证会的方式和程序，以及相应的举证责任和证据规则予以说明。裁判所可以要求证人、宣誓者及专家出席听证会，可以要求他们为自己的举证而宣誓。裁判所采用对抗制诉讼模式（the adversarial System）。法官的任务不是发现案件真相，而是做案件的裁断者。当然，各类裁判所的裁判模式都不尽相同，像社会保障申诉裁判所的程序很大程度上就是非正式的，可以被粗略地定义为“讯问制”的。

　　在证据方面，裁判所通常不受严格证据规则的约束。可以接受传闻证据（Hearsay Evidence），也可以依赖裁判所成员自己的经验和学识来进行判断，而不限于听证会上所提交的事实。但根据自然公正原则的要求，如果要考虑更多的事实，就应告知受影响的当事人，给当事人以回应的机会。例如在道格代尔诉卡夫食品（Dugdale v Kraft Foods）案中，法院的判决认为：“职业裁判所（前身是产业裁判所）的成员之所以获得任命，是因为他们特别的经验和学识，因此，面对那些对他们而言显而易见的事项时，有资格运用经验和学识来弥补证据中的缺陷。但如果给出的证据与他们的经验和学识相悖时，他们不应一味地偏重自己的学识，而不给证人安排一个机会。”就证人证言形式而言，包括听证会上的口头证据，证人的书面陈述、证词摘要或者宣誓书。在裁判所认可的情况下，电话、视频等形式的证言也可被接受。在裁判所允许的情况下，证人可以出席听证会，对他的证言详加陈述，或是对书证中出现的新情况予以补充说明。裁判所有权决定是否允许当事人提交专家证据。

　　在听证开始后，如果裁判所三名成员中有除主持人之外的另外一名成员缺席，如果申请人同意也是可以被接受的。在裁决方面，根据《草拟裁判所规则指南》，登记员将接受的申诉申请发放给有关各方后，当事人如果没有意见反馈，或者行政机关的反馈意见表明它将同意申诉请求，而且裁判所也审视了提交的材料，考察了所争议问题的性质，认为不太可能引发行政裁决的偏见，也不存在什么重要的公共利益考量，可以无需听证程序就对申请作出裁决。例如《2003年移民和庇护申诉（程序）规则》第45条和《2000年信息裁判所（执行申诉）规则》第13条中，都对此做了类似规定。裁判所根据多数成员的意见作出裁决，并在裁决中记录是一致通过还是多数通过。听证会结束时，裁判所应以口头或书面形式作出裁决，并且尽可能快的形成文件，文件要包括对裁决的理由说明，并由裁决主持人签发。同时，裁判所的决定都要对公众公布。

　　中立而公正的裁决机制

　　早期的英国没有独立的行政法院系统，普通法院中也没有设立行政审判庭，甚至没有制定统一的行政诉讼程序规则。这既是传统行政所缺乏的，也是传统的司法系统所缺乏的。传统的行政系统缺乏裁决纠纷的中立性，而传统的司法系统又没有大批量处理纠纷足够的效率。因此，必须在二者之间取长补短，将司法保证中立、公正的程序机制与行政的效率结合起来。从经济合理性的角度看，行政裁判所可以迅速、低廉、分散地裁决大量个别案件。换句话说，各种类型的裁判所担负了大多数行政案件的初审任务，并可以运用与相应的行政裁判所有关的专业知识，这些专业知识不限于法律专业知识，还包括其他职业领域的相关经验。这一事实本身就使行政裁判所比法院更容易为公众接近。因此，从整体上来说，裁判所职责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法院，甚至其本身已经构成了比法院还重要的行政决定审查机制。这正如1932年多诺莫尔（Donoughmore）委员会的报告中所指出的，裁判所比法院的优势在于，“低廉、技术化、快速及专业。”裁判所裁决机制，使得申请人能更好地理解裁判程序，更有效地去表达意愿，从而以相对较低的成本，获得公正的裁决。

　　张弛有度的上诉申诉制度

　　对于裁判所的裁决，是否有上诉、申诉权利要取决于特定类别裁判所的立法中是否规定了申诉权利。这可以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法律未规定申诉权利。例如《1980年教育法》创设了教育申诉委员会，但没有规定委员会的申诉权利；第二种情况，法律仅仅规定了对法律问题提起申诉的权利，或就法律问题向高等法院上诉的权利，例如对于特殊教育类的案件。还有《1970年薪资平等法》、《1976年种族关系法》、《1974年卫生和安全法》等法律中，规定可以对产业裁判所裁决中的法律问题提起申诉；第三种情况，可以就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提起申诉。如移民类的案件就可以上诉到上诉行政裁判所（the Immigration Appeal Tribunal）,还有社会保障及儿童抚养专员（the Social Security and Child Support Commissioners）,土地及估价上诉行政裁判所（the Land and Valuation Appeal Tribunal）,财政及税收上诉行政裁判所等。

　　另外，上诉的途径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类：1.向其他裁判所提起申诉。在移民、社会保障、土地、交通以及税收这五个领域中，对“一级裁判所”（First-tier Tribunals）的初始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二级裁判所”（Second-tier Tribunals）提起申诉。2.向大臣上诉。有的法律规定，对于不服裁判所的裁决，可以向大臣提起上诉。这样的规定并不多见，大多是需要依政策裁判的案件。3.向法院提起上诉。对于许多上诉行政裁判所的案件，法律还规定了可以向高等法院进一步上诉，而对于社会保障及儿童抚养专员的决定，或者就业上诉委员会的决定，法律规定可以直接向上诉法院上诉。

　　（作者单位：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物质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人们生活价值观念的转变，夫妻双方个人财产数量的增多，家庭主体间相对独立性的较强，身份关系的渐趋弱化，随之而来的便是离婚率的升高，离婚会导致原夫妻双方的人身关系的分离和财产关系的重新分割，然而，离婚时涉及的财产分割问题也越来越复杂。在此，笔者结合当前司法实践，浅谈现行《婚姻法》中存在的缺陷及其完善对策。

　　一、现行婚姻法中关于夫妻财产制的缺陷　　

　　根据我过现行《婚姻法》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虽然对符合法定情形和约定情形的财产的认定和分割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但由于纠纷的复杂性，以及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关于夫妻财产制的规定存在不少缺陷，仍然直接影响司法实践中的操作。

　　（一）夫妻约定财产制缺乏必要的公示程序

　　有人认为，约定财产制表面上维护了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和处分权，但存在着严重的弊端，不仅会成为当事人实施规避的借口，而且约定真伪难于判断。有些人认为，审查约定财产诉讼的耗费太大，因此，应取消财产约定，实行单一的法定共同制。我觉得现行的夫妻约定财产制的缺陷并不在于这一制度本身，而是在于对这一制度所作的规定不完善。取消约定财产制度，实质上是否定婚姻的契约性质和当事人处分财产权利的自由，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夫妻约定财产制缺乏必要的公示程序，如果夫妻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的，《婚姻法》规定以“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来对抗第三人，也就是说第三人知道夫妻之间有约定的，则该财产约定才对其发生效力，而如果第三人不知道该夫妻之间曾经对其财产有作过约定的，则该财产约定对他不发生效力，以及最高人民法院《若干解释（一）》中第十八条：“婚姻法第十九条所称‘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夫妻一方对此负有举证责任。”这只言片语，虽然较旧婚姻法有所进步，但其内容的贫瘠无疑会使约定财产制的效用大打折扣甚至沦为形式。在实际生活中不排除会出现不少夫妻一方串通他人伪造债务侵吞另一方财产的现象，对未参与交易方的夫妻一方显然是不公平的。

　　（二）夫妻分居期间财产如何处理的问题

　　我国婚姻法没有明确规定夫妻分居制度，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夫妻双方因工作关系而两地分居或因感情不和而分居的情况并不罕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4条规定:“夫妻分居两地分别管理、使用的婚后所得财产，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在分割财产时，各自分别管理、使用的财产归各自所有。双方所得财产相差悬殊的，差额部分，由多得财产的一方以与差额相等的财产抵偿另一方。”这一规定将所有分居期间的财产都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忽略了此类财产的特殊性，夫妻分居尤其是因感情不和而分居的，双方往往除了具有法律上的夫妻身份关系外，不再有任何联系，共同关系已是名存实亡。将财产分给仅仅“名义”上的配偶，或者为其承担偿还债务的责任，这对另一方来说，是不公平的。

　　（三）知识产权的收益问题

　　知识产权是关于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智力劳动成果的专有权利,以及关于具有商业信誉的标记的专有权利,它具有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双重属性。[1]新《婚姻法》第17条第3项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知识产权的收益归夫妻共同所有。”《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12条规定：“‘知识产权的收益’是指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实际取得或者已经明确可以取得的财产性收益。”本法条可以把知识产权在现实社会中分为两类：一类是已经获得的经济利益，或者可以获得的可预见的经济利益，如服务标记、商标、专利等；另一类是正在形成的并未实现的经济利益。[2]一方知识产权的取得离不开另一方的支持对于前者当然按共同财产对待而无可厚非，在第二种情况下，由于知识产权的取得需要一定的时间，并且具有一定的风险，即可能价值连城，也可能一文不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5条规定：“离婚时，一方尚未取得经济利益的知识产权，归一方所有，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应根据具体情况，对一方适当经济照顾。”这些规定只解决了知识产权收益的部分问题，但对尚未明确可以取得财产收益的知识产权，即知识产权的期待权没有作出规定或解释。如果在分割这部分财产时不考虑其将来的价值，可能对一方当事人不公。

　　二、完善夫妻财产制度的思考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家庭财产、夫妻财产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夫妻双方的收入和财富大量增加，家庭财产、夫妻财产内容复杂，存在的形式日益多样化；家庭经济功能强化，不再是单纯的消费单位，夫妻一方或双方以多种形式参与经济生活，夫妻财产被大量用于生产、投资和经营，使夫妻财产关系日趋复杂，因财产的归属、占有、使用、管理、处分、收益及债务清偿引发诸多纠纷和问题；夫妻对经济利益日益敏感和关注，对个人财产及权利保护的需求和呼声日趋强烈；另外从司法实践来看，夫妻财产纠纷案件增多，处理难度加大。面对上述新的变化和出现的新问题，现行的我国夫妻财产制愈来愈显示出其不足，难以适应形势的需要，完善我国夫妻财产制已成为当务之急。

　　（一）建立约定财产制的公证制度

　　我国《婚姻法》以第三人是否知情作为有无对抗效力的前提，而在实际操作中，第三人是很难清楚夫妻之间有何财产约定的，因为这些约定属于内部契约，具有很强的隐秘性，除非夫妻一方或双方明确告知，否则第三人根本无从知晓。对这一问题，我觉得应该建立约定财产制的公示制度，主要有两种：一是公证方式，二是登记形式。[3]公证成本较高，鉴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水平，采用财产约定的登记制度比较合适。登记机关将财产约定的登记作为社会公共信息，以合适方式对外披露。至于这种公示可能暴露私人财产的隐私，这是夫妻双方自愿接受的，因为夫妻双方既然希望其约定对抗第三人，就必须要公证，而公证就必然意味着将其某些财产的秘密公开，当然，具体财产来源等细节还是不能公示，第三人不能查阅，以保护夫妻双方的隐私权，这样既能保障效率，又能防止公权力过分干涉私权领域，才能遏制社会上故意利用夫妻财产约定来逃避债务的现象。如果夫妻财产约定未经登记的，则其中一方与第三人交易时，另一方不得以约定财产制对抗善意第三人，第三人仍可要求交易对方夫妻按法定夫妻财产制的规定清偿债务。

　　（二）确立约定财产应具备的条件

　　我国新《婚姻法》对夫妻作出财产约定应具备的条件并没有作明确规定。依民事法律基本精神，夫妻作出财产约定属于双方的民事法律行为，因此，必须具备民事法律行为的要件：（1）当事人双方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依照我国《民法通则》和《婚姻法》的规定可知，法定婚龄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年龄要高，因此，当事人无论在婚前还是婚后订立财产约定都不会涉及未成年人的问题。对于精神病人，《民法通则》规定其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只能从事与其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民事活动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征得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才可以进行。所以，只要无精神障碍，订立财产约定的夫妻双方都应该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但须指明的是，此处的当事人双方必须是夫妻，即具有合法的夫妻身份，未婚同居或婚外同居者对财产关系的约定，不属于夫妻财产约定。（2）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夫妻对财产的约定必须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且出于真实的意思表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受欺诈、胁迫等而作出的约定不产生法律效力。（3）不得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这里的“法律”不仅包括民事法律规范，同时还包括其他部门法的法律规范。财产约定的内容必须合法，不得利用约定规避法律以损害国家、集体或他人的利益，如不能将其他家庭成员的财产列入约定财产之内，不能借约定逃避债务，不能约定免除法定抚养、扶养和赡养义务等。

　　（三）财产补偿制度

　　财产补偿制度是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对夫妻共同财产享有的权利明显超过另一方的，婚姻关系终止时，应给另一方相应补偿的制度。在现实生活中，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实际享有的权利不平等的现象是相当普遍的，如为了支持一方继续深造，另一方不仅自己作出牺牲，承担了包括家务在内的所有劳动，对婚姻家庭贡献较大。又如因双方家庭条件不同，婚后，一方在亲属的抚养、瞻养、救济上花去了大量的夫妻共同财产，而另一方则无此支出等。出现上述情况，我认为，在婚姻关系终止时，应当给予另一方一定的补偿，以真正体现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所享有的平等权利。

　　（四）过错赔偿制度

　　是指配偶一方因自己的过错给对方造成损失时，向对方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4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既然婚姻实质上是一种契约关系，那么，根据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的原则，当一方当事人违反约定造成对方损失或者因过错侵犯对方享有的共同财产权利造成对方损失时，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过错赔偿制度其中有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其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一项古老的离婚救济方式，早在实行过错离婚主义的1804年法国民法典中就明确规定：如离婚被判为过错全属夫妻一方，则该方得被判赔偿损害，以补偿他方因解除婚姻而遭受的物质或精神损失。这一规定一直沿用至今。[4]尽管现代盛行无过错离婚主义，一些国家仍将离婚损害赔偿作为重要离婚的救济方式。为了保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利，惩罚过错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和不道德行为，稳定婚姻家庭关系，有必要追究有过错方的损害赔偿责任，才符合法律的正义。

　　
注释

[1] 董经纬,《离婚中财产分割与子女抚养纠纷》.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

[2] http://pjzy.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24。

[3] http://club.topsage.com/thread-1268715-1-1.html。

[4] 罗结珍译，《法国民法典》，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