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绥化市人民政府


绥政发〔2008〕 31号



绥化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绥化市区棚户区改造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


北林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委、办、局：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绥化市区棚户区改造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二○○八年五月十二日
绥化市区棚户区改造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


第一条 为改善城市居民的居住环境，加快我市棚户区改造，维护拆迁当事人合法权益，保障拆迁改造项目的顺利进行，根据国家和省的部署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我市城市规划区内列入市棚户区改造范围内的房屋拆迁，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房屋拆迁补偿方式可以实行房屋产权调换，也可以实行货币补偿。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拆迁人，是指依法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单位，本办法所称被拆迁人，是指被拆迁房屋的所有权人，本办法所称房屋承租人，是指房屋使用人。
第五条 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房屋承租人，应按本办法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
第六条 房屋产权调换办法
（一）拆迁私有产权的住宅房屋，被拆迁人选择产权调换安置的，原面积（指房屋所有权证注明的建筑面积）拆一还一。其中：选择多层楼房一层和顶层的（一层为车库的，以二层为底层；顶层建阁楼的，以下一层为顶层），原面积部分不结算楼层差价款；选择其他楼层的，原面积部分结算楼层差价款。其他楼层与一层或顶层的差价款，每平方米最高不得突破150元。拆迁房屋面积在70㎡以下、扩大面积在5㎡以内的，享受成本价格（1200元/㎡）,超出5㎡以上的，按实际销售价格交纳房款。拆迁房屋面积70㎡以上，回迁时需扩大面积的，不再享受成本价格。
（二）拆迁经营性的非住宅房屋，被拆迁人选择产权调换的，原面积部分拆一还一，由被拆迁人按照被拆迁房屋重置价格结合成新与产权调换安置房屋建安成本结算差价。需扩大面积部分，按商品房销售价格缴纳扩大面积款。对有严重污染影响周边环境不适宜回迁安置的生产经营性房屋，在拆迁时予以货币方式补偿安置。
（三）对房屋所有权证标明使用性质为住宅，实际用于经营并且位于主次干道两侧的房屋，拆迁时要求回迁到经营性用房的，同时具备持有营业执照、纳税证明和正在营业中等三个基本条件，并且实际经营一年以上的，按非住宅房屋对待。
第七条 货币补偿安置
（一）对棚户区改造拆迁范围内选择货币补偿的具有房屋所有权证的房屋，其拆迁补偿金额由房地产评估机构予以评估确定。
（二）对房屋所有权证注明的使用性质为住宅，实际用于经营的房屋，且具备持有营业执照、纳税证明和正在营业中三个基本条件和实际经营一年以上的，可按非住宅房屋的评估价格予以补偿。
（三）对无房屋所有权证的房屋，经市规划、国土、城管、动迁管理部门认定，确属2004年12月31日前建成、符合居住条件、长期在此居住且无其他住处的，按同等房屋评估价格的50%予以补偿；对不符合住人条件以及2004年12月31日以后建成的，按每平方米240元予以补偿。
（四）被拆迁房屋的棚厦等附属设施，结构为砖混的，按100元/㎡标准给予补偿；其他按每平方米30元给予补偿。
（五）选择货币补偿安置的被拆迁人，在接到评估报告后对房屋评估价格不能接受的，可自接到评估报告之日起5日内另行选择其他评估机构进行重新评估，费用自理；对两次评估的价格仍不认可或者对首次评估价格在5日内未申请重新评估的，由拆迁人申请房屋专家鉴定委员会予以鉴定，以鉴定结果为准。
（六）被拆迁人回迁面积小于原拆迁面积，剩余房屋面积按评估价格予以货币补偿。
第八条 特困户、低保户及其他特殊住户的安置补偿标准对特困户，低保户的确认，以市民政局出具的相关手续为准，同时予以公示，由监察部门监督执行。
（一）对特困户和低保户具有产权证照的房屋，按原面积拆一还一后，达不到最小户型45㎡的，免交4㎡的扩大面积款。回迁楼房选择一层和顶层的，不找差价；回迁其他楼层的，需结算楼层差价。
（二）特困户、低保户在免交4㎡扩大面积款并且已达到最小户型45㎡后，还需扩大面积的，按回迁楼房的实际销售价格交纳扩大面积款。
（三）特困户、低保户原有产权证照房屋的面积较小，在享受免交部分的照顾后，无能力交纳扩大面积款，且回迁安置达不到45㎡最小户型的，其余楼房面积享受成本价格（1200元/㎡）。
第九条 在棚户区域内实行产权调换的，其户型设计为建筑面积45㎡、55㎡、65㎡、65㎡以上4种户型供回迁户选择。
第十条 拆迁住宅房屋，由拆迁人对被拆迁人按每户400元标准给付一次性搬迁补助费；未按期搬迁的，减少50%的搬迁补助费。实行回迁安置的，由拆迁人按每户、每月150元标准给付临时安置补助费；由于拆迁人原因致使不能按时回迁的，自逾期之日起加倍发给临时安置费。
第十一条 拆迁非住宅房屋，其设备、原辅材料等由被拆迁人自行搬迁，停业损失按有关规定计算，由拆迁人一次性给付。对虽有营业执照，但拆迁时已停止经营活动、且不能出具纳税票据的，不予支付停业损失费。
第十二条 对实行回迁安置的，按回迁面积1200元/㎡计算，由拆迁人向动迁管理部门交纳其总额10%的拆迁保证金，如违反拆迁有关规定酌情予以扣减，未出现问题竣工验收时全额予以返还。对给予货币补偿的，由拆迁人按调查测算的数额，将补偿资金足额存储到动迁管理部门指定的银行账户。
第十三条 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就搬迁期限、补偿标准、搬迁方式、过渡期限等原因达不成协议的，经当事人申请，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依法作出行政裁决。对达到裁决限定的搬迁期限，被拆迁人拒不履行搬迁义务的，由拆迁管理部门依法申请行政强制拆迁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由于被拆迁人不履行搬迁义务被强制执行拆迁的，所发生的强制执行等一切费用由被拆迁人自行承担。强制执行不影响当事人依法提起拆迁安置补偿的诉讼。
第十四条 本办法与国家和省相关政策规定不一致时，执行国家和省相关政策规定。

妥协执法—监狱不能承受之重

张晶


法治国的框架里，刑事司法是社会公平的最后防线，而监狱是“最后防线”的最后屏障的理念，几乎成为人们的共识。监狱执法不公，抑或妥协执法，意味社会公平防线的全面崩溃，人们有理由追问：妥协执法，法治何在？法治不存，秩序何在？秩序不存，公平何在？
公平不存，法治何在？这不是绕口令，也不是文字游戏，而是人们对法治的真切的呐喊与呼吁！因此，我们有理由得出这样“耸人听闻”的结论：妥协执法的恶果就是破坏法治，就是阻碍法治国建设的进程。不过，我们一味责怪监狱机关执法不公是有失公平的。
因为，监狱机关妥协执法的现象难以根除，除了监狱机关管理不力、执法不严、极少数干警素质不高的原因外；“有关部门”、“某些单位”的“有关领导”是难辞其咎的。一个“有头面”的罪犯（关系犯）被投送到一个监狱服刑时，监狱长就成为了重点“公关”的对象。监狱不是空中楼阁，监狱总是在具体的存在，监狱工作处处“受制于人”，监狱长也要食人间烟火，这种状况的客观存在，多少令“人微言轻”的监狱机关无法招架。因此，监狱长“妥协”了。尽管这种理由摆不上桌面，尽管这多少有些为监狱长推托责任的嫌疑，但这是客观事实。这里，我们似乎不应该停留在争论监狱机关存在的妥协执法现象是谁的责任，而是应从法治的角度去深刻揭示监狱妥协执法的危害。
监狱机关，是我国法律实施的重要部门。监狱工作有多重要，清末的修律大臣沈家本曾经有过一段经典的论述：
“监狱与立法司法鼎峙而三，纵有完备之法与明允之法官，无适当之监狱，以执行刑罚，则迁善感化，犹托空言。”
再言：“监狱尤为内政外交最要之举。”
又言：“ 其监狱之实况，可测其国程度之文野。”[前修律大臣大理院正卿沈家本奏请实行改良监狱折（光绪三十三年四月是一日。）]
在沈家本稍后的京师高等检察厅厅长徐谦，他在参加完“第8次万国监狱会”后，写的《报告折》中，也有类似的表述：
监狱制度与刑法审判二者有密切之关系，监狱不良则行刑之机关未完善，而立法与执法之精神均不能见诸作用。无论法律若何美备，裁判若何公平，而刑罚宣告以后悉归于无效。［徐谦等回京报告折（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这是中国历史上较早论述监狱制度在立法执法中蕴涵公平精神的论述。其实，政府设立监狱的意义也大概在此。监狱作为社会管理的工具，监狱刑罚执行出现了问题，法律再好，判决再公平，都失去了意义，仅仅是一种形式外壳而已。
然而，长期以来，监狱中的不公正执法现象未能有效制止。至少在民国期间，监狱学学者林纪东就关注“妥协行刑”的现象，他认为，这“使行刑全无意义，破坏刑事司法的根本精神。”
其实，不公正执法不仅对法治是一种破坏，即使对监狱自身工作的冲击也是致命的。监狱对“关系犯”的“照顾”，意味着破坏正常的管理规范。
这里仅以减刑、假释为例。减刑、假释对罪犯的影响最大，是罪犯在服刑期间最关心、最高层次的需要。减刑、假释的公正、公平运用，能引起罪犯普遍关注，对法律的权威能起到强化、示范作用，从而成为每个积极改造的罪犯可以预期（期待）的目标，而不断地强化、激励罪犯的持续积极改造的心理和行为，不断强化罪犯的法律信仰。从更广的范围看，可以促使和推进监狱形成一个的积极向上的改造氛围，形成一种良好的态势，促进监管安全稳定，并反过来为罪犯积极改造提供条件保证，使改造手段发挥事半功倍的作用。反之，积极改造的罪犯得不到相应减刑、假释，而那些“关系犯”以及靠“钱刑交易”的罪犯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减刑、假释，仅从改造层面上来说，可造成全部改造手段的失灵，因为纵然监狱干警在理论上说得天花乱坠，而现实的反差是执法上的不公正、不公平，又怎能令罪犯心服口服呢？又怎能使在罪犯心灵深处建立法律权威与公平的通道呢？
不少罪犯对“关系犯”受到照顾而愤愤不平：我们辛辛苦苦在改造，他们可以完全凭“关系”得到照顾，我们改造还有什么意义呢？而对“关系犯”来说，即使受到照顾，也还显得并不满足，他们认为还应该再够“意思”。由此可以看出，“照顾”严重破坏了法治的公平价值：正经改造的罪犯，对公正提出质疑；受到的照顾的“关系犯”，对公平视若儿戏，他们认为，自己是付出了“代价”的。对“关系犯”的照顾，使刑罚执行的定制遭到破坏，使更多的罪犯（甚至包括“关系犯”）在头脑中建立了“有钱能使鬼推磨，无钱当鬼把磨推”的认识基础，对公平、公正执法的消磨与侵蚀是致命的。罪犯有了这样的感受与体验，试图再让他们相信法律，几乎是不可能的；监狱对罪犯的改造就显得多余而毫无意义。在这样的境况中，必然会使罪犯失去对法律的信任，失去对干警的信任。这样，监狱机关对罪犯的改造，任凭监狱干警如何辛苦、奉献以至于牺牲，在罪犯的眼中不过是虚伪的表演、真实的面具而已。可见，一次不公正的执法足以摧毁千百次的说教。
法律社会学的研究表明，人们对法律的信任并进而形成“法律至上”的信仰与理念取决于在具体生活中对法律权威的现实感受和对法律职业人员（监狱警察可以认为是一种法律职业）公正执法的现实体验。人们可以想象：妥协执法这种状况，对罪犯改造，对社会法治的建立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因为人们对法律的权威产生怀疑，对法律信任、认同开始动摇。而法律信仰的确立是人们树立“法律至上”理念、崇尚法律的基础，是法治国家建立的基础。人们对法律的信仰不存在，法治国则是无从建立的。何况，在我们一个长期受封建思想影响的国家，公民对法律信仰本来就缺乏牢固的根基，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再有意或无意的损害本来就脆弱的法治基础，则监狱机关不仅无法担当起建设法治国的历史重任，而且监狱工作、监狱机关会严重拖累法治国建设的进程。
妥协执法，监狱不能承受之重。
监狱机关公正执法形象的确立，最重要的是监狱警察公正执法，用自己良好的作为去捍卫法律的尊严；要坚决纠正对各类“关系犯”的关照，有效抵制“有关部门”、“某些单位”的“个别领导”对公正执法的干扰，切实发挥监狱机关在法治国建设中的职能作用。
当然，我们也有充分理由相信和期待，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加快，随着人们法制观念的确立，监狱机关的执法干扰将会不断减少，监狱机关公正执法的良好环境会不断改善，尽管，道路是曲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