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法律解释的合理性
王胜宇
一、法律解释的公众认同
法律的功能在于设范立制,要使法律本身固有的规范、指引和调整功能真正得以实现,这就要求社会公众 对法律及其适用过程产生认知和认同,而在这一过程 中,法律及其适用解释必须具有内在的合理性和公众认同性。公众对法律的认知、认同,首先必须通过对法律文本 的解读和认知,唯此才能了解现行法的具体规定,才能 把握、指引、规范自身的行为,同时对自身或他人的行 为的合法性有正确的预测和评价。这里包括两个方面 的问题,其一是,普通公民用以认知和解读的法律文本 和立法机关制定的、执法司法人员据以适用和解释的 文本在表现的形式和范围是应当同一的,即法律及其 解释文本应当是最大公开化的;其二是,所提供的法律 及解释文本应当是用语精确,表达规范、可供明白解读 的,否则法律的适用必然存在障碍。其 次,除了通过对法律规范文本的解读、认知之外 ,公众更多的是通过大量的宣传性的,由大众媒介所披 露的,及自身所接触到的司法实例来了解法律及其解 释的适用过程。我们认为司法实例不完全等同于判例 ,在我国判例并不具备正式的法律地位,但严格意义上 的判例只限于最高法院定期公开刊载的判例,它对于 人们正确理解法律具有参照意义,对下级法院具有指 导性作用,除此之外的个案例,都不是判例而是司法实 例,即使被公开刊载也不具备判例性质,因为它不存在 被公开援用的可能性。而在现行解释制度中,作出司法 实例的审判组织往往无权作出司法解释。但是判例及 其上级法院的司法实例会被下级法院所遵循,过早已 成为一种无形的操作规则。由于司法实例比起法律文 本更具体直观,所以社会公众更多的会从司法实例中 获取对法律的认识,从而产生对法律判定的认同。但司 法实例在法律解释上存在内在的缺陷:文本的公开化 明确化程度不够,公众无法获取精确的认同参照体,案 例中文本援行缺乏引证和说明;司法文书中陈述的裁 判理由过于简单,不加任何解释和逻辑推论,因而公众 的认同难以确实的实现。作为个体的普通公民对法律的认知,理解客观上往 往不是系统的完整的,虽然严格地说,公民在具体运用 法律,从事自己各项法律行为时,应当以符合法律所指 引的标准模式进行,但事实上我们不可能要求个体的 法律运作不产生与法律间的偏差,当个体法律行为与 法定形式相偏移的时候,司法的适用解释怎样有效解 决和掌握这种偏移与标准行为模式之间的差距,这种 偏移是在法律及其解释的“框内”还是已逸出“框外 ”司法机关为此以怎样的宗旨给出一个合理性解释 ,司法解释在这里实际是起着衡平价值,体现法律社会 正义的任务,这也是司法适用解释能否获取公众认同 的重要依据。
二 、司法适用解释的情法之辨
在司法适用解释中处于主动地位的法官(或司法部门)对于公众认同是采取一种怎样的态度呢?可以说自古到今的法官、法学家都不曾忽视这一点,立法文本与司法裁量(即使某种情况下,某一司法裁量距离立法原意很远很远)在与公众的法律认同之间总是具备某种 连接点,这种连接点则往往表明了司法的价值取向。这一连接点在前近代法治社会表达为情理、道德、天理、人情,现代法学家则表述为合理性,或合理意义。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国法、天理、人情。中 国古代社会是礼法社会,国法是以纲常伦理即天 理为指导原则和基础来制定的,反映亲族血缘伦理的 权利义务关系的伦理法与人情(同样是以纲常伦理为 基础)具有一致的内涵。当国法与人情产生冲突时,统 治者是法情允协,综合为治,使人情法律化。在司法上 则是执法原情,依照情理裁断,因而使国法、天理、人情 相协调统一,情理和社会道德既是立法的基础,又是国 法的价值衡平的标准。在这里,情理作为立法和司法连接点的作用是相当 明显的,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情理相比较国家的立法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尽管国法依据人情——特定的道德规则制定,在具体的道德情境中则往往显得简单粗陋,不敷应用。在具体的审判实践中司法者为了 达到合理的结果,往往是屈法以伸情。因此,在中国古 代的法律家、法官眼里,为了道德、情理的实现,在很多 情况下可以置成文的律令于不顾,可以经义决狱,这样 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即为了使得法律的适用能够符合 公众对于法律(实质上是法律中蕴含的情理)的某种认 同,公众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点上才会产生认同。西方法学中的情法之辨。道 德和法律的关系,本是法理学的基本命题之一。在 法哲学范畴层面上是实然法和应然法的关系;表现在 立法和司法的关系上即是司法适用中的情法之辨和权 界划分。
在西方法律的两大体系中,大陆法学虽然强调制定 法的地位,但立法条文时常被视作寻找案件正确解决 方法的向导而不是把一定的解决办法严格地强加于解 释者的命令,人们乐于运用解释的方法导致公正的结局。而立法者在许多情境中往往有意使用笼统的词句给予法庭以衡平权,使法律规范的适用符合公序良俗 的需要,使法和道德、正义之间不至于脱节。在普通法法学中,“法首先是情理”这一古老的拉丁 语格言则更为明确地被作为法的基础观念(情理正是 调和两大法系分歧的共同性概念)。在普通法法系中 ,以经验主义为司法原则,找出每一个案件中最符合情 理的解决方法,是建立普通法法律体系的基础。就普通法法系而言,情理在法律解释中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在我们的法制宣传和教育中还强 调“法律是无情的”这样的提法,显然是有些简单可笑 。
可见,情理这一概念即使是在强调严格法治化的西 方法系国家也是立法和司法适用解释的核心概念。对此则导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合理性。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正是由于有了合理性,导致了西方法律体系中法典主义者企图制定包罗万象的完善的法典的理想破灭,导致了立法权与司法权的边界模糊,导致了司法权对立法权的侵入及司法法的出现成为需要与可能,使得司法者在面对具体的案件的法 律情境更进一步考虑公众的认同性和容忍限度。由此西方学者有理由认为,法律规则是社会群体现时意志 的表现,寻找立法原意无须后退到立法起草之时,而是面对正义和理智,要求法律条文自由地适应现代生活 的现实的有效意义,法官可以按照公道和情理而不根 据法律条文来解释法律。但是这样并不等于说法官可以置立法条文、立法意图于不顾。尽管有必要通过解释法律条文的宽阔的自由度来缓和法律的死板性,但法官仍必须依然做法律的奴仆,6问题是,当法和情之间的冲突产生时,法庭更着眼于社会道德,正义,更关注此时此刻的规定情境中的法律合理性和公众的接受程 度及对于法律的认同。例如,在民事法律关系中过错责 任原则到严格责任原则的演变过程中法官对于立法的 突破正说明了这一问题。中国司法适用解释的公众认同。前文所述立法权和司法权的权属划分,以及现代法治社会中司法权对于立法权的合理侵入,已是法律解 释学所面临的一个首要课题。司法法的存在无论是在理论阐述上,还是在客观实践中都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我国,法定意义上的司法解释只允许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才能作出,由于不存在广泛意义上的独立的司法适用解释,因而客观上这种具有绝对权威(甚至超越法律权威、创制性的)解释只是换一个说法的立法而已。在这里,我们无意重复探讨立法权 ,司法权相争的历史过程和司法法的出现与存在的合 理性和必然性。问题在于,司法权是如何实现这一侵入并如何为广大公众所接受的?如果说西方法律制度中司法法的出现和司法权对立法权的侵入是借助于合理性标准的话,我国司法解释对于立法权的侵犯则是显 得蛮横和粗暴,即使在相当多的所谓“解释”中,根本上 是“创造性”的脱离、违背、突破文本的情况下,也丝毫 未见立法权对其的任何抵抗。由于这些司法解释突破 了文本的本身的立法原意甚至字面含义,在实践上又比法律文本更具权威性,因而使得公众本应能够通过文本意义取得的认同由于司法解释的介入反而变得毫无意义,无所适从。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司法法早已是客观存在,但却未能被广泛认同,即使是立法已大大向前进了一大步的背景下,司法适用和解释却仍在原地 踏步,甚至于相对地倒退。作 为日益开放的法律体系,当今世界各国的法律制 度,法律规范、法律原则的采用将日益趋同化,任何脱 离潮流,脱离现实,落后的法律制度和原则最终将被摈 弃和淘汰,衡量法治水平高低差距往往在于实际司法 适用和解释能否最彻底地落实法律文本所设置的规则 标准和其中蕴含的价值标准,并最终为社会公众的( 世界范围的)认同。要 实现社会公众对法律和法律解释的最大程度的认 同(我们承认这一认同性也是有层次有阶段的),关键 在于有完善的最大程度公开的法律文本,严格依附于 文本的多阶别的司法解释,以及全社会所认同的价值 体系,只有这样“法制”才能真正发展到“法治”。
三 、法律解释的公众认同性与社会价值体系法 律解释、适用与公众的法律认同性之间应当具有同一基准的社会道德、正义、理性的价值观念取向,只 有在同一价值体系指引下法律适用解释与公众认同才能在最大范围内发生契合,这一社会价值体系不应是 割裂的、双重或多重标准的。中 国古代尤其是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以儒家思想为 社会主导的哲学基础,以宗法、家族、伦常、忠孝为社会 的组织基础,以礼治、德治为社会的调控基础,儒学思 想中的顺天理、灭人欲,以义务为本位的纲常名教思想 成为几千年来一脉相承贯彻始终的社会主要价值观念 ,这一社会价值观内在的亲和力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虽经无数次的改朝换代,但仍然万变不离其宗,得以平稳的演进与发展。“五四”的思想启蒙是对这一价值体系的最猛烈的破坏和动摇,但西化的民主科学思想并 未取得决定性的主导地位,就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而言,旧有的传统价值观念和泊来的新思想 呈现双轨发展的态势。
这一发展轨迹即使在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 社会的主导思想体系之后仍未停止其运行,其间历次 政治运动和文革的“思想解放”虽已使旧的传统道德观 念土崩瓦解(同时也使社会价值观陷于一片混乱),但在相当的范围和领域内仍有其滋生的市场,甚至被以所谓“传统美德”的形式加以保留和弘扬,全新的具有哲学基础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并未建立起来。这一点在法学发展过程中的人法法治之争,法律与道德之争 ,法制与法治之争,法的概念之争等历次重大学术争论的背景之中即可窥见其中的影响,从法制实践层面考 察立法、司法解释与适用中,在权利义务的配置、调解 制度的运用等方面随处可见其遗迹。正是基于此,中共中央两次通过决议对精神文明建 设问题提出纲领性文件,目的就在于对整个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念进行更新层次的拨乱反正,重建社会的价值体系。作为制度文明的法律无疑担负着推进社会道 德文化建设“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的任务只有在一个全社会共同认同的价值体系的指引下 ,立法及其解释才能找到正确的源头。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
荆州市城市绿化实施细则
湖北省荆州市人民政府
《荆州市城市绿化实施细则》 （第28号）
《荆州市城市绿化实施细则》已经2001年10月8日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发布施行。
市 长：李春明
二OO一年十月二十九日
荆州市城市绿化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本市城市绿化事业的发展，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加强城市绿化的规划、建设、保护和管理，根据国务院《城市绿化条例》和《湖北省城市绿化实施办法》，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荆州市城市规划区（以下简称城市规划区）内绿化的规划、建设、保护和管理。
第三条 本细则所称城市绿化，是指在城市规划区内进行的植树、育苗、栽花、种草及保护和管理活动。
第四条 本细则所指的城市绿地包括：
（一）公共绿地：指导城市公园、动物园、植物园、陵园、广场、道路绿化系统和临街游园等处的绿地；
（二）单位附属绿地：指机关、团体、部队、企事业单位管界内的绿地；
（三）居住区绿地：指居住区内的宅旁绿地、路旁绿地和游园；
（四）生产绿地：指为城市绿化提供苗木和花草的苗圃、花圃、草圃等；
（五）防护绿地：指城市内专用于隔离、安全、卫生、防灾等特殊用途的绿带、绿地；
（六）风景林地：指经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风景片林、风景名胜区绿地。
第五条 荆州市建设局是本市城市绿化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荆州市城市市政园林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园林部门）具体负责管理荆州市城市规划区内的绿化工作。
第六条 城市规划区内的机关、团体、部队、企事业单位（以下简称单位）和有劳动能力的市民（包括长期留居本城市的外来人员），应当依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履行植树或者其他绿化义务。
第七条 城市绿化成果、绿化设施是城市重要基础设施的组成部分，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的义务，对损害、破坏绿化的行为都有权制止和检举。
第八条 市人民政府鼓励单位和市民，在单位附属绿地、居住区绿地、住宅周围隙地等处植树、栽花、种草，进行垂直绿化和屋顶绿化；鼓励在城市规划区内新建生态住宅楼，改善居住环境；对在城市绿化的规划、建设、管理、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应用以及保护等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市人民政府或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规划和建设
第九条 编制城市绿化规划，应当从实际出发，结合本地特点，充分利用原有的自然、人文条件，合理布局，使城市绿化、城市建设、环境治理相结合。
第十条 城市绿化规划由市园林部门和市城市规划管理部门共同编制，经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经批准的城市绿化规划，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变更；确需调的，应按原审批程序报批。
第十一条 城市绿化规划，是城市总体规划的组成部分，各区人民政府和城市中的单位应据此编制绿化专项规划和制定分期实施计划。
第十二条 城市公共绿地、风景林地、市区干道等绿化专项规划方案，由市园林部门负责编制，经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定后，报市人民政府审批。单位、居住区的附属绿地规划方案，由各单位或居住区管理机构编制，报市园林部门备案。
第十三条 经审核批准的绿化专项规划方案，建设、设计、施工单位不得任意更改，确需变动的，应按原报批程序报批。
第十四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新建、扩建、改建工程，应当合理安排绿化用地。城市绿化用地面积应占建设总用地面积的一定比率：
（一）绿地占居住区用地总面积，新建居住区不低于30%，旧城改选区不低于20%；
（二）绿带面积占道路总用地面积，市区主干道不低于20%，次干道不低于15%；
（三）单位附属绿地面积占单位总用地面积不低30%；
（四）工业企业、交通枢纽。仓储、商业中心等绿地率不低于20%；
（五）产生有害气体及污染物的工厂的绿地率不低于30%；并根据国家标准设立防护林带；
（六）医院、学校、公共文化设施等单位的绿地率不低于35%；
（七）其他城市绿化的用地面积应占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比率，参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城市苗圃、草圃、花圃等生产绿地的建设，应当适应城市绿化建设的需要，生产绿地面积不得少于城市建成区用地总面积的2%。
第十六条 市人民政府根据需要，从城市建设维护费、城市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等费用中，安排一定比例的资金钐于城市公共绿地、防护绿地、生产绿地和风景林地建设。新建、扩建、改建的居住区绿地、单位附属绿地和公路、铁路、河道两侧及堤防的绿化建设，由建设单位和有关部门负责建设。
第十七条 城市绿化工程的设计、施工，建设单位应通过委托、招标的方式，由具有相应资质证书的单位承担。
禁止无证设计、施工；禁止借用、转让、涂改、伪造资质证件。
第十八条 城市新建、扩建、改建工程项目，按照第十四条的规定需要绿化的，其建设总投资中必须包括配套的绿化建设资金，并统一安排绿化工程设计和施工，在不迟于主体工程建成后的第一个绿化季节完成绿化任务。逾期未完成的，市园林部门应责令其限期完成，超过期限仍未完成的，建设单位应将配套的绿化建设资金交市园林部门安排绿化建设，并按绿化配套建设资金的30%向市园林部门缴纳绿化延误费。绿化延误费用于城市的公共绿化，其管理办法，按省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建设单位因特殊原因达不到第十四条规定的绿化用地标准的，应向市园林部门申请异地绿化。经审批准予异地绿化的的单位必须按所全面积绿化的造价缴纳绿化补偿费。未缴纳绿化补偿费的，规划部门不予签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老城区的单项建设项目，无法安排绿化用地的，可由建设单位提出申请，经市园林部门审核，报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按前款规定减半缴纳绿化补偿费。
绿化补偿费由市园林部门统一负责收取，具体征收标准、管理和使用办法，按《湖北省城市绿化实施办法》第十二条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工程建设项目的附属绿化工程设计方案，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审批时，应有市园林部门参加。城市绿化工程竣工后，须经市园林部门和该工程的主管部门验收合格，方可交付使用。
第二十一条 市园林部门应对各类绿地的规划及实施进行监督检查，并给予必要的技术指导。任何单位有义务为城市绿化建设档案提供必需的图片、图纸和文字资料。
第三章 保护和管理
第二十二条 城市绿化的管理实行专群结合、分工负责制度；
（一）城市公共绿地、防护绿地、风景林地、行道树及干道绿化带，由市园林部门负责管理。
（二）公路、铁路、河道两侧的绿化和堤防的防护林及绿地，由交通、铁路、水利部门按照各自管辖范围负责管理；
（三）单位附属绿地和单位管界内的防护绿地，由各单位负责管理；
（四）街道办事处负责管辖范围内的街巷绿化管理；
（五）居住区绿地的绿化，已实行物业管理的，由物业管理单位管理；未实行物业管理的，由居住宅区区所以地的居民委员会负责管理；
（六）生产绿地由其经营单位负责管理。
第二十三条 城市的绿地管理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管理制度，保持花草繁茂及绿地设施完好。
第二十四条 城市规划绿地范围内，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随意修建建筑物、构筑物或期货设施，不得擅自改变城市绿化规划用地性质或者破坏绿化规划用地的地形、地貌、水体和植被。
城市建成公共绿地、风景林地、生产绿地、防护绿地、单位附属绿地、居住区等处绿地，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擅自侵占或改作他用，确因建设需要改变绿地用地性质的，建设单位应向市园林部门申请，经批准后方可进行。
第二十五条 严格控制临时占用城市绿地。因国家建设和其他特殊需要占用城市绿地的，必须经市园林部门同意，缴纳绿地临时占用费，并到土地管理部门依法办理临时用地审批手续。
临时占用城市绿地一般不超过一年，确需延长占用期限的，应按原申报程序重新办理审批手续。临时占用期满后，占用单位应负责拆除临时占用范围内的一切设施，并恢复绿地原状。
绿地临时占用费的收取标准及管理、使用办法，按省物价、财政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六条 在城市公共绿地内开设商业服务摊点，必须经市园林部门同意后，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按指定的地点设点经营，并遵守公共绿地管理规定。
因城市绿化建设和管理的需要，商业服务摊点需要搬移的，其经营者应服从安排；因经营者的经营活动给周边树木、花草及其他绿化设施造成损坏的，应予赔偿。
第二十七条 城市林木采伐必须严格执行国家限额采伐制度。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砍伐、移植或修剪城区内的树木，因特殊需要砍伐树木的，必须经市园林部门同意，并由其发放省林业主管部门统一印制的采伐许可证后方可进行。经批准砍伐的树木，应当补植砍伐株数3倍的树木或支付相应的赔偿金。赔偿金必须用于树木的补栽。
第二十八条 因管、线工程的施工和为保证管、线的安全使用，需要砍伐、移植城市树木的，应由城市绿化专业施工单位进行。承担砍伐、移植、修剪费用的收取标准和办法，由物财政部门制定。
因不可抗力致致使树木危及管、线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时，管、线管理单位和其他有关单位或个人可采取应急措施先行处理但应在事后12小时内报告市园林部门和绿地管理单位。
第二十九条 禁止下列损害城市绿化及设施的行为；
（一）就树盖房、设置广告牌、标语牌；
（二）在树木上牵挂绳索、架设电线；
（三）在树木保护范围内搭灶生火，倾倒有害物质；
（四）钉或刻划树木，攀折、围圈花木；
（五）往绿地内乱扔废弃物；
（六）在绿地和道路两侧绿篱内挖坑取土；
（七）在草坪、花坛、绿篱，盗窃绿化设施；
（八）损坏草坪、花坛、绿篱，盗窃绿化设施；
（九）其他损害城市绿化的行为。
第三十条 百年以上树龄的树木，稀有、珍贵树木、具有历史价值或者重要纪念意义的树木，均属古树名木。
符合国家保护规定的城市古树名木，无论其权属，均由市园林部门建立档案，设立标志，划定保护范围，实行统一管理。
严禁砍伐或者迁移被列入保护范围的古树名木，确需迁移的，由古树名木权属单位或个人提出申请，经市园林部门和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报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违反城市绿化管理规定的，由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以及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城市绿化条例》、《湖北省城市绿化实施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依法予以处罚。
第三十二条 负责城市绿化管理的部门和城市绿化管理单位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 当事人对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及其他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各县（市）人民政府可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参照本细则制订具体实施办法。
第三十五条 本细则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荆州市建设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