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政府 市文教办


关于举办职业高中与职业学校的几项暂行规定
市政府 市文教办



一、学校性质、任务、学制和办学形式
职业高中和职业学校都是实施普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相结合的中等学校。职业高中主要是培养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后备技术工人，学制一般为三年，工种简单的，学制可为二年。职业学校主要是培养具有中等专业学校水平的后备技术人员或专业人员，学制一般为四年，学校名称可为
“××学校”（如“统计学校“）。
普通中学改办职业高中或职业学校，可以由教育部门和有关业务部门联合举办；或由教育部门为主，有关业务部门协助举办；或由业务部门自行举办。
现有“职业高中”兼设有普通高中班的，应在充分照顾中、小学合理布局和保证办好普通教育的前提下，逐步做到职业学校不设初中部，职业高中不招普通高中班。
二、招生
职业高中和职业学校一律招收具有本市正式户口的应届初中毕业生。
职业高中原则上在学校所在地的区、县招生。职业学校经市招生办公室批准，可确定适当比例，跨区或面向全市招生，但要贯彻便于走读的原则，学生上学单程时间以不超过一小时为限。
考生自愿报名，参加全市初中升高中的统一考试，择优录取。有些特殊专业，经批准后可加专业考试、政审、体检，或规定男女生的比例。
三、学生待遇和毕业生安排
1、学生在校学习期间，一律按普通高中学生待遇。
2、学生在劳动实习期间的待遇，可参照同类型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的有关规定办理。
3、学生学习期满，进行文化考试和专业技术考核，合格者发给毕业证书。
4、学生毕业后，国家不包分配，可由办学部门优先择优录用；或经办学部门与劳动部门推荐，由招工单位择优录用；也可以组织起来就业或自谋职业；也可以报考高等院校。
5、被录用的毕业生，可免去学徒期，见习期满，考工定级。工资待遇按照同类型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毕业生待遇的有关规定办理。
四、师资配备
由教育部门与业务部门联合举办的学校，文化课教师由教育部门配备，专业课教师（包括辅导教师、生产实习指导教师）由业务部门配备。
由教育部门主办的学校，专业课教师可以由有关业务部门协助聘请，也可以在教育系统内部选调适当人员或培训一部分有培养前途的中学超编教师充任，也可以从大专毕业生中分配。
配备教师要保证质量，保持教师队伍的相对稳定。
五、教育与教学
职业高中和职业学校都要认真贯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针，努力提高教育质量。要切实抓好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使政治思想教育与专业思想教育紧密结合。教学计划要紧紧围绕培养目标，切实加强基础理论教学与实际能力的培养。专业教学计划，可参考同类型学校或专业的
教学计划制定，经主管部门批准后试行。要做好专业课教材的选购、编印工作。要搞好学生的文体活动，关心学生生活和健康。
六、经费和编制
在职业技术教育专项经费未解决前，由教育部门主办的职业高中和职业学校，其开办费、专业教学设备费、专业教学行政费等，由市财政拨款。联合举办的学校，仍按市财政局、市教育局《关于普通中学举办职业高中（班）经费开支的暂行规定》执行，属于原由中学开支的部分，仍由
教育部门按普通中学标准拨给；进行专业技术教育所需的教学行政费、专业教学设备费、实习场地与劳保用品，由联合办学单位负责解决。上述款项，每学年按标准拨给学校，当年结余可转下年使用。
与教育部门联合办学的单位所需经费的来源：（1）企业主管局和局属公司与教育部门合办的学校，在集中的利润留成中“生产发展基金”项目解决；或在所属厂矿企业的“营业外支出”项目列支，集中到局统一使用。（2）行政主管局与教育部门合办的学校，在行政主管局行政经费
中调剂解决，不足部分，由市财政适当补助。
联合办学单位帮助学校在校内修建专业实习场所，其经费开支可具体签订协议。如遇特殊情况，经过批准停办的学校，可由双方协商偿还办法。
职业高中、职业学校的教职员工编制，分别列为各办学单位事业编制或企业编制，纳入各主管部门的劳动计划。联合办学部门可以成立教研室，编制由办学单位内部调剂解决，也可以把职业学校、职业高中视同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列编。
七、领导体制
普通中学改办为职业高中或职业学校，其隶属关系不变。学校负责人与联合办学单位派出相应人员共同组成领导小组，并配备必要的工作人员，管理职业技术教育工作，必要时也可由联合办学单位派出干部任副校长。联合办学单位与学校共同商定专业设置、培养目标、招生计划、课程
设置，并负责专业课教学与生产实习等项工作。
职业学校业务上受高教局指导。
联合办学单位派到学校工作的教职员工，不转行政关系，其工资、福利、技术晋级与职称评定均由原单位负责，平时参加学校的工作与活动，接受学校的领导和管理，并享受学校规定的假期。
八、办学条件和审批手续
举办职业高中和职业学校，必须具备必要的师资、校舍、设备、实习场地等条件，要有长期办学规划，能连续招生三年以上（不具备上述条件的，可先办职业高中班，逐步过渡），并须按下列规定进行审批：
职业高中：联合举（改）办的，需由区、县教育局与联合办学单位签订办学协议书，报市教育局会同市计委、市劳动局审查批准；教育部门主办的，由区、县教育局提出，报市教育局会同市计委、市劳动局审查、批准。
职业学校：联合举（改）办的，由联合办学单位提出，经市计委、市高教局、市教育局会同有关部门审核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有关业务部门办的，由办学单位提出，经市有关委、办审批后，报市劳动局备案。
本规定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自下达之日起执行。市人民政府〔1980〕54号文件附发的《关于举办职业高中（职业班）的几项试行办法》即行废止，过去规定与本规定有抵触的，按本规定执行。北京市人民政府文教办公室



1982年4月13日
就晋宁法院实际谈近年部分基层法院民事案件呈下降趋势的原因

唐时华

据统计，近年来全国相当部分基层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呈下降趋势，以云南晋宁县人民法院为例，该院近五年的收案数量呈连续递减的状况。民事案件的下降，在部分法院内部引起了一定的争论，是利是弊，众说纷纭。为此，笔者就云南省晋宁县法院为调研对象，并对该院民事案件下降的原因作了一个简要的分析，以期能抛砖引玉，帮助广大的研究者得出一个理性的结论，正确看待当前相当部分基层法院民事案件下降的现象。通过调研，笔者认为，当前部分基层法院民事案件下降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 相关组织和机构对案件的分流。

（一）是随着民间调解组织的逐步建全（例如人民调解委员会），很多矛盾（例如邻里纠纷、赡养等）被解决在源头。

基层一级的调解组织具有布局广泛，遍布到每一个行政村，而基层调解组织在我国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因为它着重从民俗民情等方面对问题着手解决的特点，以及调解委员会成员通常是纠纷人身边较有声誉和威望的人，其调解虽然没有法律的强制力，但是由于其更贴近广大公民的日常思维，更为公民从道义（或道德）所接受，所以，调解组织着重从民间民俗、乡规民约的角度处罚进行调解，效果往往比诉讼更好（这一点，与云南省高院副院长、田成有博士提出的民间法在一定范围内具有的良好效果的看法有异曲同工之处），使相当部分比较轻微的民事纠纷在这一级就被解决。

（二）是公安机关对治安案件的调解，在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数量。

从某种程度上讲，公安机关对一些治安案件的调解具有方式多样，程序较法院的审判程序更为简便的特点，使当事人更容易接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作为公安机关，很多第一手的治安案件发生，处理的第一程序就在其职责范围，经过这一程序再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就比较少。同时，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人治环境的影响，“无讼是求”的传统理念深入人心，这些影响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根除，所以在现实生活中，部分公民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打官司就是打关系”等观念的影响，宁愿吃亏而不愿用诉讼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三）新的婚姻法的出台，从客观上分流了相当部分的民事案件。

新的婚姻法对登记离婚的条件的放宽，这一规定在很大程度上的进步在于充分保护公民的个人隐私，坚持以人为本。这一规定的出台，使很多人比较忌讳的单位相关证明等条件已经不再成为登记离婚的束缚，而且在对财产、子女作了相应处理的前提下，很多人更愿意选择登记离婚这一既节约经济成本，又更为快捷的方式。而以前离婚案件在基层法院的民事案件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如晋宁县人民法院2004年度的婚姻家庭、继承纠纷类型的案件就高达413件，占民事案件865件的46．83％），这就使相当部分原来可能要到法院解决的案件现在多数在诉讼外就能解决。

二 、当地经济萧条，经济不活跃。

一个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产生的经济纠纷越多。如果一个地方的经济萧条甚至倒退，经济纠纷自然减少，诉讼到法院的案件自然减少。这就是我们通常所看到的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经济案件比西部欠发达地区多的原因。这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更是一个更深层次的、更为复杂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问题。以晋宁县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为例，1995年至2000年，由于该院辖区内有云南石林轮胎橡胶集团等多个大型国有企业，由于交易的活跃，每年仅仅是因为这几个企业的案件就达百余个，案件涉及的当事人遍及全国各地，案件标的达上千万。如今，这几个企业或停产或亏损，在清查了对外欠债和对外债权的一段时间之后，关于这几个企业的案件廖廖无几。这一现象充分表明：人民法院受理的民商事案件的多少，是一个地方经济发展与否的“晴雨表”，一地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民商事案件的增加，否则，法院的相关案件受理必然减少，二者密切相关。

三、案件的执行结案率与当事人的期望还有一定的差距，造成一部分当事人不愿到法院诉讼。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法院的“执行难”问题一直是为社会所密切关注的焦点、热点和难点。一些案件当事人虽然胜诉，但是由于案件无法执行结案，相当于法院给当事人打了一个“法律白条”，无法真正兑现其判决的实质内容。这一现象的存在，严重挫伤了当事人诉讼的信心，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当事人的诉讼积极性，所以在实践中，才出现了当事人当街叫卖判决书的不正常现象，也才出现了专职为他人讨债的“讨债公司”等被新闻媒体戏称为“黑色公正”的现象。如果我们回到资源本身的稀缺化问题的层面上来讲：法院审理民商事案件，通常强调一个司法资源的概念，而当事人到法院诉讼，同样要计算一个经济成本的问题。可以想象，如果一个当事人基于对国家法律的信仰而到法院进行诉讼，花费了相当数额的诉讼成本和大量的精力，即使赢得了法律的支持，但是这一国家的公力救助却不能变为现实，而仅仅是一个遥遥无期的漫长等待，那麽必然会导致公民对法院公信力的怀疑和对国家法律期待值的下降，这一问题的出现必然会导致公民不愿意再到法院进行诉讼从而导致了法院民商事案件的减少。同时，这一问题也是法院本身值得深思的问题，至少问题本身叩问了我们整个社会的法律素养、司法诚信和个人信誉。

四、民间非法纠纷的存在，致使一些公民的利益依法不能得到保护。

在一些欠发达地区尤其是在广大西部农村，由于法律意识淡薄、资金融通困难等复杂因素的影响，一些非法的纠纷就应运而生，同时也就产生了一些非法的纠纷（例如赌债和非法的高利贷），这些纠纷的一旦产生，很多群众仍然抱着“欠债换钱，天经地义”的观点，行为到法院为这类纠纷提起诉讼。显然，这就不可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在法院的立案审查过程中就将其排除在法院的审判之外。

五、 个别地区派出法庭的撤并，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在一般的经济发达地区，派出法庭的撤并，对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影响并不明显，但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一因素却不可忽视。例如一件案件涉及的诉讼金额仅仅为50元人民币，如果派出法庭就在当事人的住所地，其诉讼成本就很低。但是如果派出法庭撤并，派出法庭设置在当事人的住所地以外，那麽当事人要进行诉讼，其诉讼成本就还要加上往返于住所地和法院所在地的车旅费、住宿费等费用（通常的事实是一个行政区划的县有近十个乡镇，而派出法庭仅仅只有一到两个）。这样一来，就大大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可能其付出的费用远远高于其得到的法律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相当一部分当事人在起诉之前可能就会计算一个成本的问题，从而最后决定是否还要通过诉讼手段解决问题。
总之，部分基层法院民事案件数量的下降，并非一因一果而是多因一果。同时，无论作为我们的立法者还是司法者，在看待这一问题时，也应当有一个理性的思维和态度，从而更好地开展好民事审判工作。




作者单位：云南省晋宁县人民法院 邮编：65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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