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若干问题

甘文超

公诉案件进行简易程序审理，是庭审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大大提高了基层司法机关的诉讼效率，节约了司法成本，便于将工作重点放在重大、复杂、疑难案件上，促进案件质量的提高。但由于对简易程序立法的不完善，导致公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在实践中的诸多不便。笔者就对公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若干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 公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量刑标准

哪些公诉案件能够适用简易程序，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此作了原则性规定：对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人民检察院建议或者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公诉案件。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规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中也均作了具体规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和人民检察院建议或同意适用简易程序要件，在实践中争议不大。但对“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案件的认识和理解分歧较大。

公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标准，有宣告刑说和法定刑说。持宣告刑说者认为，适用简易程序的量刑标准是法院根据法律及案件的具体情况，以判决的刑式对被告人的应执行的刑罚；持法定刑说者认为，适用简易程序的量刑标准是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触犯的刑法条文所确定的刑罚标准。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同时也存在着不足。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规则》和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对公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量刑标准均规定的是，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案件。既然是“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的刑罚，那么就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二是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根据法定刑说的观点，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必须是根据刑法分则规定应当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的刑罚，而非依法“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的刑罚，与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相矛盾；同时，根据刑法分则规定应当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又具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的案件，按法定刑说就不能适用简易程序，这显然缩小了适用简易程序案件的范围。法院对被告人以判决的形式宣告执行的刑罚，是在通过法庭审理并经评议，在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情况下作出的，是法庭审理的最后阶段，如果仅因最后宣告执行的刑罚在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从而否定前面的所有工作，显然是不明智的作法。改为普通程序审理后的诸多工作会变得毫无意义，反而加大诉讼成本，更谈不上提高诉讼效率，而结果却是一致的。因此宣告刑说也是不可取的。

笔者认为，公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量刑标准应当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结合法律的规定，认为依法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具体地讲，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1、刑法分则规定法定刑在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

2、根据刑法分则规定法定刑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具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可能性较大的；

3、根据刑法分则规定刑在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具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的；

4、数罪法定刑均在三年有期徒刑刑罚以下，具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可能性较大的。

上述后三种情形不包括同时又具有法定从重处罚情节的案件。

二、人民法院能否建议适用简易程序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建议或者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那么人民检察院同意谁提出的适用简易程序主张并未明确，实则留下一个法律空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六部委在《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中也未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同意谁的主张。而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第百一十八条中规定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符合适用简易程序条件的，应当书面征求人民检察院的意见，人民检察院同意的应当适用简易程序。同样，最高人民检察院在《规则》第三百零八条作了类似规定。由此可以看出，人民检察院是对人民法院提出的适用简易程序的主张是否同意，也就是说，人民法院有权对公诉案件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笔者认为，《规则》和《解释》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对公诉案件建议适用简易程序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也达不到适用简易程序的宗旨。

(一)、人民法院不能判断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是否符合适用简易程序的条件。我国刑事诉讼法把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作为适用简易程序的条件之一。那么人民法院能否对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把握住这一条件呢？答案是否定的。首先，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按普通程序提起公诉的案件，在开庭前只作程序性审查，而不是实体性审查，这是庭审改革的重要内容，否则难以保证法官的中立性，从而又回到原来法庭审理只是走过场的局面。人民法院受理公诉案件，对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且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的，应当决定开庭审理，至于证据是否确实充分、事实是否清楚，在法庭上由双方进行质证、核实，不需要在开庭前全面审查。这样才能保证案件的公正审理。人民检察院按普通程序提起公诉的案件向人民法院移送的是主要证据复印件、证人名单、证据目录，而非案件的全部材料。仅从人民检察院移送的材料是难以把握案件的全部情况的，也就不能准确判断提起公诉的案件是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既然人民法院不能判断是否符合适用简易程序的条件，又谈何建议适用简易程序。

（二）、人民法院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法律根据不足。如前所述，人民法院建议适用简易程序在刑事诉讼法中未有明确的规定，因人民检察院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规定而解释人民法院有适用简易程序的建议权也还有一定的道理，但仅有这一规定是远远不够的。人民法院建议适用简易程序是以人民检察院按普通程序提起公诉，且没有建议适用简易程序为前提的。人民检察院一经按普通程序提起公诉，普通程序便已启动，如果人民法院要建议适用简易程序，便存在普通程序转为简易程序的问题，然而刑事诉讼法只有关于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的规定，而未有普通程序转为简易程序的规定，普通程序转为简易程序后如何操作，期限怎样计算等问题就显得突出，也非通过司法解释所能解决的。

（三）、人民法院建议适用简易程序会造成与创设简易程序的目的相反的后果。现行刑事诉讼法创设简易程序的目的是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成本。正如前所述，人民法院建议适用简易程序是在人民检察院按普通程序提起公诉为前提条件的，即使人民法院在开庭前对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了实体性审查，能够判断提起公诉的案件是否事实清楚，证据是否充分，也必然花费一定的时间。通过一定的审查时间后再决定按简易程序审理，这样把前面审查的和后面按简易程序审理的时间一起计算，不会比一直按普通程序审理的时间少，反而会更多。从诉讼结果和效果来看转为简易程序审理也并未有什么优越性。此时适用简易程序就会产生降低诉讼效率，加大司法成本，与创设简易程序的宗旨相违背。

（四）、公诉权是法律赋予人民检察院的一项诉讼权利，这种诉权不仅包括诉与不诉的权利，还包括采取以何种方式起诉的权利。人民检察院通过对案件的全面审查，对案件是否符合适用简易程序的条件，还是基本能够判断的，由其提出是否适用简易程序的建议既是其诉权的充分体现，也是符合客观实际。相反，若由人民法院提出适用简易程序的建议，有对人民检察院的诉权的侵权之嫌，也不符合客观实际，同时与其是诉讼的裁决者身份相冲突。通过对某地调查的情况看，刑事诉讼法修订后，人民法院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基本没有。因此人民法院建议适用简易程序在实践中也几乎形同虚设。

综上所述，人民法院建议适用简易程序存在诸多缺陷，现行法律根据还不充分，其制度的设立有不合理之处，建议取消人民法院对适用简易程序的建议权。

三、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的操作

当人民法院在审理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过程中，发现不应当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决定中止审理，并按照公诉案件的第一审普通程序重新审理。对于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在实践中又如何操作，刑事诉讼法和有关司法解释只作了简单规定。仍存在着不足和不完善的地方。笔者认为，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进行审理后应遵循下列程序：

（一）人民法院对于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的案件，应当作出决定，书面通知人民检察院，对起诉书已送达被告人的，还应当通知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由于人民法院是诉讼的裁决者，因此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决定应当执行。实践中往往是人民法院只口头通知人民检察院，甚至没有通知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这是不严肃和错误的，不能充分保证被告人的辩护权。

（二）人民法院决定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后，应即时将人民检察院移送的案件材料全部退回，人民检察院应按普通程序重新移送。人民检察院对按两种不同程序提起公诉的案件，在起诉书的制作和案卷的移送方式上都有区别，所以人民检察院有必要按普通程序的要求重新提起公诉。实践中存在着人民检察院只把案件抱回，然后只等开庭，而不重新移送材料，这与法律规定按普通程序重新审理相违背，将造成既不是简易程序审理，也不是普通程序审理的怪现象。

（三）人民法院对于人民检察院重新按普通程序移送的案件，仍应第一审的普通程序进行审理，严格遵循相关规定，不能以在按简易程序审理时完成了有关程序而简化有关程序。要充分保障被告人履行其应有的诉讼权，特别是相应规定的时间要保证。针对这一点，实践中由于司法机关往往怕麻烦，加上对被告人诉权保护的观念不强，而不严格遵循普通程序的规定。

（四）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期限。《解释》第第二百三十条规定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审理期限应当从决定转为普通程序之日起计算。《规则》第三百一十四条规定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的期限应当从收到人民法院有关案件材料之日起计算。仔细比较，二者的规定是有一定区别的。人民法院决定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后，应当把案卷材料退回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重新按普通程序移送材料时，应当给予适当的时间，而这个时间计入人民法院审理的时间，显然不合适。但人民检察院又以此重新计算审查起诉期限，也显然过长。笔者认为，规定人民检察院在法院决定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后十日内向人民法院重新提起公诉比较为宜。同时，人民法院应从重新收到人民检察院移送的材料后开始计算审理时间。

小额诉讼程序有关问题研究

孙德国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们权利观念的逐渐增强，各类民事纠纷和诉讼的数量与日俱增，诉讼的增长给法院造成相当大的压力，如何在现有的司法资源条件下，完善诉讼程序的同时兼顾效率，从而保障每一个普通公民都能够通过诉讼实现自己的权利，就成为目前司法改革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国家的小额诉讼程序开始受到法律界的热切关注；最高人民法院也将“改革庭前程序，探索建立规范的民事诉讼简化程序和小额诉讼制度，提高诉讼效率”写入了《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一些法院也在积极进行这方面的改革尝试。 本文拟通过对小额诉讼程序相关问题的理论分析和比较，借鉴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立法体例，探讨一下如何建构符合我国国情的小额诉讼制度。
一、小额诉讼程序的概念和特征
小额诉讼程序是指基层法院的小额诉讼法庭或专门的小额法院审理诉讼标的额较小或具有其他特定性质的案件所适用的一种简易化的诉讼程序。小额诉讼程序是“与简易程序的某些规定似有相似,但性质上它绝不是简易程序的附属程序，也不是简易程序的分支程序”， 它是一种与简易程序并列存在的独立的第一审程序。
与简易程序相比较，小额诉讼程序有以下特征：(1)适用范围比较单一，基本上限于债权债务纠纷（也可以在一般侵权、邻里纠纷、租借纠纷、交通事故纠纷中采用），且涉及的案件都一般是诉讼标的数额都比较小的案件。至于具体数额，各国根据本国的经济发展情况有不同规定。（2）程序简便。“小额诉讼程序所追寻的理想是不需要法律技巧的简易和效率”。 简易性主要表现在：起诉状和答辩可以采用法院印制好的表格，也可以口头进行；可以在休息日甚至晚间开庭；不进行证据开示；不设陪审团；简化证据调查；甚至无需法庭记录；判决也只是宣布结果，而不必说明理由。因为整个程序都是在非正规的方式中进行，当事人一般不需律师既可操作。此外，小额程序一般不允许反诉，可以缺席判决，而且一般不准许上诉。（3）注重调解。小额诉讼一般采取调解与审判一体化，在审理过程中可通过谈话的方式，让原被告直接对话，法官积极规劝促成当事人的和解，在听取了双方当事人的主张之后，往往会在他们争执不下时，直接提出赔偿建议。如美国“一些小额法院专门设置独立的调解程序，采取调解前置主义”。 （4）低成本和高效率的价值取向。美国的小额诉讼程序完全免费或只收取约20美元的诉讼费。因为无需律师费和鉴定等费用，不仅原告从中受益，不致因高成本而放弃自己的小额权利，也使被告的负担得以减轻。
从以上小额诉讼程序的上述特征中，可以看出它的设计理念完全不同于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由于适用的主体是小额权利人，因此从简便快捷低廉的角度出发，使其可以不必花费过多的劳力、时间、和费用就能够主张自己的权利。
二、对我国民事简易程序的反思与检讨
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没有小额诉讼制度的有关规定。适用一审案件的审理只有两种程序：一种是普通程序，一种是简易程序。而经过多年的运作，事实证明简易程序并不简易。“简易程序不简易，普通程序不规范”， 简易程序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着诸多的缺陷：
1、立法线条简单、粗疏，司法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我国民诉法对简易程序的规定没有设立专章，仅有5条（142—146条），导致我国简易程序失范。尽管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9月10日出台了《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规定了更为灵活方便的起诉、答辩、传唤、送达方式，但仍没有明确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范围，简易程序实际上至今仍缺乏应有的完整结构。如该程序的案件适用范围非常原则，完全凭法官个人的主观理解，程序的启动与转化则根本没有只字说明。有的法官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时，由于诉讼拖延，当临近审限仍不能马上结案，遂依职权自动转入普通程序，程序的转化成了法官规避审限的最恰当理由。有的法官因对简易程序适用的案件范围把握不准，或是片面认为独任审判使双方矛盾焦点集中于自己个人便一概适用普通程序，表面看仅是适用的程序更为复杂一点，其实质是不折不扣的程序违法。因此，程序启动的盲目性与转化的任意性对审判工作产生的消极影响不可小视。
2、制度设计不合理，无法实现方便快捷的立法本意。便捷性应是简易程序区别于普通程序的最明显特点，也是其存在的主要价值体现。在具体制度设计上，也应围绕这一特点，尽量达到法院便捷审理案件和当事人便捷参与诉讼的最佳结合。然而事实上简易程序并不简易。如民诉法规定３个月审限的规定，对案情简单的案件当事人来说已经是非常漫长，往往造成诉讼拖延，无法达到方便快捷地审理案件的目的。
3、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民诉法对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过于原则，在司法实践中操作性不强。加上我国缺乏适用简易程序的专门机构和人员，基层法院的同一法官往往兼具有审理普通和简易程序案件的双重功能。多数基层法院（包括其派出法庭）对其受理的民事案件，一般是首先根本不加区别地一律适用简易程序进行立案审理。在3个月的审理期限内不能完成时，再转化为普通程序，把普通程序当作争取延长期限的手段。
4、简易程序并不简化，其简易功能难以充分发挥。从简易程序的立法要旨上看，是为方便简化诉讼程序，方便当事人行使诉权。然而从司法实践上看，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的最大区别是独任制和合议制及审理期限的长短上有根本不同之外，在案件的审理、利用法律依据、法律文书的制作及判决结果、诉讼费用的负担、上诉期限等方面都与普通程序的案件无多大区别；与简易程序运作相适应的配套措施如证据问题、上诉再审等一系列制度，民诉法及最高院的司法解释都无相关规定，从而造成了简易程序不简易的尴尬局面。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简易程序存在着严重缺陷，实践中暴露的问题违背了立法者的初衷。简易程序并未能充分发挥简易迅速地解决纠纷的功能，更难以通过简易程序实现对小额权利的救济。诸多权利人往往打了一顿“致气”官司，造成司法资源的严重浪费。“无论审判能够怎样完善地实现正义，如果付出的代价过于昂贵，则人们往往放弃通过审判实现正义的希望。” 正是鉴于简易程序存在的上述主要问题，为普遍存在的小额纠纷另辟蹊径，提供简易快捷的司法救济自然就成为保障公民接受裁判权的必然要求。
三、设置小额诉讼的理论基础
1、保障公民平等的行使诉讼权利。宪法规定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民事诉讼法也规定了民事诉讼当事人有平等参与诉讼的权利。这就要求立法者在设计诉讼程序制度时应平均分配，不偏向任何一方，使人们获得平等使用诉讼的机会，在他们任何一方的政治或经济权利受到侵害时都能够发挥自己的意志来寻求司法救济。对于民事诉讼程序制度来说，如果其设置不能保证人们平等地参与诉讼活动，那么诉讼程序的正当性基础就会受到破坏。在社会实践中，如果某一权利受到侵害而想请求司法救济的人，由于没有足够的诉讼费用或者由于对法律的无知等原因而不能或没有向司法部门提起诉讼，那么这种诉讼制度也是不公正的，或者说是有漏洞或缺陷的。法律应当给予每一个人在生命自由财产以及其他权利受到侵害时以平等的救济机会，“能够为人们所信仰的法律必须是能够给人们至少是绝大多数人带来利益的”。 由于小额权益引起的小额诉讼解决的费用比较低廉，非正规化且富有人情味，这样就可以满足那些由于缺乏金钱和权利资源，或许由于自身客观条件限制而缺乏法律知识的人们有着平等地参与诉讼的机会，必然能够满足社会公平正义的需要。
2、寻求“慎重”裁判与“减速”裁判的平衡。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为了追求司法公正，审理一般比较慎重，所以审限也比较长。而小额权益纠纷案件，如果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往往要耗费大量财力物力和精力。当事人有时虽想通过法律手段解决民事争议，但害怕“诉累”不愿通过诉讼来解决纠纷。这样的情况就使得诉讼制度保障作用不能充分的到发挥，这与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是不相符的。而小额诉讼程序可以满足这方面的需要，节省人们的劳力时间和费用，还能够给人们提供司法救济，达到“慎重”和“减速”裁判之间的平衡，小额诉讼的着眼点主要在于案件内在实质的保障和救济。
3、遵循诉讼费用相当性原理。所谓“诉讼费用相当性原理”是指在使当事人利用诉讼程序或法官运作审判制度之过程中，不应使法院或当事人遭受期待不可能之浪费或利益牺牲。否则，不受如此浪费或牺牲之人即得拒绝使用此种程序制度，此即费用相当性之基本原理，应为制定或运作程序制度时所遵循。 该原理对国家来说，就是要求立法者在设计程序时，应针对不同类型的案件设置不同得程序，以平衡当事人追求实体利益或程序利益的不同需求：复杂的，争议金额较大的案件应依严密的、审级制度较多的普通程序来处理，以确保当事人实体争议得到慎重的处理，得到较多的审级救济；简单的、争议金额较小的案件则应以简便的、审级较少的程序处理，允许在一定范围内利用较便捷的方式审理，以满足当事人强烈需求程序利益的愿望。小额诉讼程序最重要的是能够及时迅速彻底的解决，给受害者以救济，这样才能建立一种法治社会的良好秩序，如果诉讼过于迟延浪费大量的金钱或劳力，就没有给予诉讼者应有的公正待遇，最终使人们放弃相应的司法救济，不愿通过诉讼来解决纠纷。
四、国外小额诉讼对我国的借鉴
1、美国。美国可以说是小额诉讼制度最早的发源地。由于美国有联邦和州双重法院组织体系，所以说各州的法院组织体制有所不同，各州的具体程序也有区别。但总的说来小额诉讼程序一般有如下共同特点：（1）原告资格有限制。对某些类型的案件如牵扯不动产纠纷或特定侵权纠纷，被排除在小额审判的管辖范围之外。诉讼标的额一般在1000??5000美元之内，另一方面对原告利用小额诉讼程序提起诉讼的次数进行限制，防止出现“诉讼爆炸”现象。（2）程序设计及实际运作极力追求简易、迅速、低廉、非形式性和非技术性，一般排除律师代理，简化起诉和送达方式，许多州的小额法庭规定可以在周末或者夜间开庭审理。庭审不必拘泥于法庭形式，尽最大可能地诱导当事人和解，结束时可当场或另行做出判决。（3）允许当事人享有在小额诉讼程序与普通诉讼程序之间进行选择地机会。（4）各州对上诉有不同规定，一般禁止上诉。只有对不具有临时性或辅助性法官审理的小额案件，允许当事人针对其判决向正规的法官提起上诉。
2、日本。日本以美国的小额诉讼程序为参考，建立了自己的小额诉讼程序。1996年日本修正了民事诉讼法的简易程序，并分离出独立的小额诉讼程序，形成了两者并立的格局。其小额诉讼程序有如下特点：（1）诉讼标的价额金额小。小额诉讼程序标的价额限于30万日元以下的金钱请求。并限定当事人在一年内向同一简易法院申请小额诉讼的次数。（2）诉讼程序更加简便，原则上于一次开庭期日内审理终结。（3）诉讼判决地简易性。法庭辩论终结后立即宣布判决的，辩论期日的笔录可以代替判决书，笔录和判决书具有同样法律效力。（4）审级救济的特殊性。对小额诉讼的终局判决，不得提起上诉，只能在两周不变期间内向做出判决的法院提出异议。
3、台湾。我国台湾地区于1999年颁布实施了民事诉讼法简易程序的修正案，增加了小额诉讼程序的立法。其特点如下：（1）诉讼标的金额小，案情简单，小额诉讼一般适用于标的额在10万元新台币以下的给付金钱、其他替代物或有价证券的案件。（2）当一方当事人为法人或商人时，债务纠纷由债务履行地法院管辖或由他们合意确立管辖。（3）程序简便，采用表格诉讼，赋予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4）实行一审终审，除了严重违反法律外，当事人不得上诉、抗告。（5）判决执行具有特殊性，一经宣判，立即生效。
五、我国小额诉讼程序的建构
霍姆斯先生有一句名言，“法的生命，不在于理论而在于实践”，在目前我国现有条件下，立法如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实现社会的真正和谐保障尤为重要。笔者认为应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结合当前司法制度的现状，设立与普通程序、简易程序并列的符合我国国情的小额诉讼程序，进一步健全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兼顾效率与公平。
1、小额诉讼程序机构设置。在法院机构设置上，可以在基层法院及其派出法庭专门设置小额法庭。小额法庭内含小额程序与简易程序，也就是说将基层法院改造成为小额庭为主，以普通庭为辅的混合法院。小额庭配备专职小额法官，有条件的地方安排节假日和夜间法官值守，小额法庭适用独任制审判，判决亦由小额法官独自做出。
2、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范围。小额诉讼应仅限于金钱支付请求事件而不包含物的请求交付。诉额的确定是划定小额诉讼程序适用范围的标准，也是小额诉讼程序与简易程序相衔接的关键。在诉额的确定上，既要参考国外的立法，更要立足于我国的国情。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差异，要按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层次划分标准。可由各高级人民法院确定具体数额，再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3、关于管辖制度，为方便当事人的诉讼，可以对“原告就被告”原则进行一定的变通，赋予双方当事人一定的选择权。承认小额权利人所在地法院有专属管辖权，酌情适用“被告就原告”原则。因为如果对于小额争议也按照现行法律对一般地域管辖的规定实行“原告就被告”的原则，那么，在被告在外地时，原告基于诉讼成本的考虑被迫放弃诉诸法院的权利，这样的立法政策就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裁判请求权。
4、简化诉讼程序，应以一次期日审结、当日宣判为原则。庭审中举证、质证与认证应趋于灵活，判决书的制作力求简单格式化，使法院办理小额诉讼案件的效率加以提高。对于小额诉讼程序审判的特点，法院要在口头辩论之前告之当事人，本人参加诉讼，禁止律师代理。起诉和答辩可以口头进行，也可以考虑采用格式化的诉状和答辩状。
5、赋予双方当事人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选择权。民事程序选择权作为一项程序性权利，是立法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由，对当事人进行程序关怀的体现。“民事程序选择权的精髓在于让当事人自己在发现案件真实与促进诉讼二者之问权衡”。 基于当事人民事程序的选择权原理，是否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应由双方当事人选择。对于小额事件，既应允许双方选择适用小额诉讼程序，也应允许其放弃小额诉讼程序的选用而改用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以尊重当事人对程序利益的追求。
6、原告适格。借鉴日本小额诉讼的经验，为了防止小额诉讼程序成为一些公司、企业、金融机构向一般市民催讨债务的工具，小额诉讼请求的原告可仅限于自然人，法人不能成为该程序的原告，但可以成为被告。
7、对不服判决的司法救济尽量简化。应采取一审终审，对终局判决不服允许提出异议，但禁止上诉，只有在小额诉讼裁判违反法律的情况下，才可以允许当事人上诉，以保障小额权利的迅速实现。
8、采取诉讼与非诉讼纠纷相结合的解决方式。小额诉讼程序应将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结合起来，注重调解等纠纷解决手段的充分运用，这样既可以充分缓减诉讼压力，避免诉讼程序本身诸多的弊端，又能够积极平衡双方利益，达到双赢的效果。因此，小额诉讼程序可实行调解前置，在开庭前先由法官试行调解，调解不成才由小额法官进行审理。在审理中，法官应积极引导，努力促使当事人双方和解。
综上所述，小额诉讼程序以其独特的价值理念和运行方式，对于小额案件的权利人及时享受权利救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应在进一步完善简易程序普通程序等相关制度的基础上，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小额诉讼制度，以提高诉讼效率，实现诉讼效益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1、蔡定剑：《司法公正与诉讼成本和效率》，《人民法院报》2000年6月19日
2、张榕:《小额诉讼制度，让“打官司”更便捷》，《检察日报》2005年6月27日
3、范愉：《小额诉讼程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4、王亚琴、曹海荣：《日本小额诉讼制度》，《人民法院报》2003年9月15日
5、章武生：《民事诉讼简易程序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6、蒋吉才：《论我国小额诉讼程序之构建》，中国法院网（www.chinacourt）2004年11月4日
（作者单位： 山东省无棣县人民法院）
（电话：0543－6360353 邮编：251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