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岸网上纠纷解决机制暨律师人力库的建构

摘 要：以立法论观点，探讨网上仲裁、网上调解等网上纠纷解决机制，运用于两岸民 商事法律纠纷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藉此构建两岸律师人力库与交流合作平台。
前言
随着两岸开放交流，尤其自ECFA签署后，台湾与大陆居民在经贸、观光、文教等方面，往来更形密切。涉及两岸的民商事法律纠纷，也因之由过去单纯的亲属、继承事件，演变到目前在投资、经商、旅游、医疗、消费等所生各项争议。预期未来在经济合作架构帮助下，两岸间因人力、资金与技术的大量、自由、快速流动，可能会衍生更复杂专业、涉及金额利益庞大、社会影响较广的跨区经贸投资纷争。因应此变迁，如何克服障碍，公正、准确、有效率地解决这类涉及两岸的民商事法律纠纷，乃现阶段双方律师与其他法律服务业者，应该严肃思考的课题。
从立法论的角度，尝试利用虚拟、开放、经济、便捷的网上纠纷解决机制（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简称ODR），包括网上仲裁(On-line Arbitration or Cyber Arbitration)或网上调解（On-line Mediation），以突破现实时空、法律冲突、司法管辖权、跨境法律服务、繁琐、高价、费时的传统程序等限制，有效化解涉及两岸的民商事法律纠纷。并藉此统合两岸律师的人力资源，与创造交流合作平台，为本文论述的中心。
可行性探讨
所谓网上纠纷解决机制，源于1996、7年美国。指在网络（互联网）上，由非属法院或仲裁机构的公正第三方，以仲裁或调解方式，处理契约（合同）、侵权及其他法律争议。其系利用现代信息科技（电子邮件、即时通讯、社群网站、视频会议等），将仲裁或调解程序的全部或主要环节，包括事件声请、立案、仲裁调解员指定、仲裁庭组成、答辩、审理、裁决作出等，都藉由网络，虚拟地来进行，又称为”虚拟世界的法庭”。
个人认为，网上纠纷解决机制适于解决涉及两岸的民商事法律纠纷，理由基础在于；
一、涉及两岸的民商事法律纠纷，势将日趋频仍（注1）。尽管两岸前已实行文书认证送达、相互判决与仲裁认可等，近期大陆又有设置台商法庭、开放台湾律师登陆等开明措施，大有利于争端的解决。但不讳言的说，纠纷当事人欲跨海谋求解决纷争，仍将受制于时空隔阂、往来交通、异地法律服务不易、不谙对岸法律与法治环境等因素。至于现有的纷争解决途径，包括协商、调处、调解、仲裁、诉讼等，事实上又存在着效率不彰、信赖不足、执法人员怠惰与欠缺素质、法律落差、司法管辖冲突、实务不当地歧视设限（注2）、请求执行困难等多重窒碍。常易导致当事人求助无门。如不能合理解决，恐累积民怨，不利两岸关系的长远发展。
二、按过去经验，在既有纷争解决方式之外，另行引进双方具公信力的法律与其他专业人士，共同建立公正中立的仲裁机制，咸认已是当前解决涉及两岸的民商事法律纠纷，最合理有效之途径（注3）。
三、与传统诉讼与仲裁相比，网上仲裁或调解有方便、快速、经济、不受时空牵制（全球性）、避免当事人非理性情绪反应、容纳大量专业人士参与、可团体或多人同时利用等优点。国外亦多有成功案例，曾被利用于保险理赔、电子商务与域名（Domain Name）侵权案件中。上述弹性与特色，在改进有缺陷的涉两岸日常与经贸纠纷处理程序上，具有高度的借鉴参考意义。
四、网络科技的成熟与日新月益，为网上纠纷解决制度的发展，提供了技术保证。环视两岸，台湾《电子签章法》、大陆《合同法》第11、33、34条、《电子签名法》的制颁，加上两地公、私部门的积极投入（注4），除有助于调和网上纠纷解决与现行法律间的矛盾，也厘清了历来关于该网上机制，诸如当事人书面仲裁协议、签名的真伪、证人询问、证据斟酌、发信与送达效力等的合法性疑义。
五、辅设配套装置，募集律师与其他专业人士，担当网上仲裁人、仲裁代理人或调解人，给予培训，原系成立网上纠纷解决机制的基础作业。筹设两岸网上纠纷解决机制，号召两岸律师共同参与，其获致效应，除凝聚共识，减少对抗，加快业务交流合作外，亦能提升两地律师、律所的设备与专业实力（注5），有利于扩展案件来源与服务范围。
规划进程
凡创造革新，通常均难一步到位。权衡现实，笔者将两岸网上纠纷解决机制及两岸律师人力库的建设，概分成三个阶段：
一、初期：择两岸律师事务所各一，共同设立网站窗口，先为试点（所对所）。以低廉收费、两岸律师共同服务、开放当事人准据法（注6）与程序选择权（纯粹咨询或实际面谈；标准或简易程序；仲裁或调解）等为诱因。顺应政策，对外结合旅游业，优先针对与大众权益相关，金额不高，性质较单纯的因两岸开放观光，所生关于旅游质量、购物消费、医疗保险等金钱契约（合同）债务纠纷。在纷争发生前后，基于当事人明确、自愿达成的仲裁或调解协议，进行实体混合虚拟的纷纷解决（譬如律师亲自接受委托，但以网络视讯进行当事人调解）。试验中，一方面研商拟定关于网上纷纷解决的组织、程序、收费规则；一方面完备包括申诉受理、通讯传输、验证讯问、收费、自愿清偿付款等相关的软硬件系统。适法性上，初期网上仲裁裁决或调解结果，定位于无强制性，只具一般民事契约（合同）的效力，也不妨碍当事人同时或事后另为起诉或声请仲裁。
二、中期：以建立机制公信为首要。扩大人员参与，由两岸律师公会、协会或其他公益团体主导（会对会），建立专家顾问名单，充实仲裁人、仲裁代理人与调解人队伍。总结初期经验，利用网站标章(Squaretrade Seal) （注7）、电子定型化契约、透明公开运作实绩等，争取信赖认同。同时推广扩大机制适用面，至网上争端（两岸在线购物、在线拍卖、网络侵权等）与其他非网上争端。至于网上仲裁裁决或调解结果，仍以一般民事契约（合同）视之，但可援引主张诚信原则，使其对于实体的法院或仲裁机构，至少取得事实判断上或实质的拘束力，以强化机制公信力。
三、长期：以机制的专业、公信、效率、缜密为后盾。透过两岸协商、修（立）法、发布司法解释等，取得制度保障，明确网上纠纷解决机制的法律效力。厘定其与实体调处、调解、仲裁、诉讼间的程序竞合关系。赋予网上纠纷解决结果对外一定的拘束力、确定力与执行力（注8）。使该机制融入成为处理两岸法律纠纷工作的重要一环。
结语
“鼠标键盘的几次点击，可以解决数千美金的案件”，诚是网上纠纷解决机制最具魅力之处。尽管其仍处于起步摸索阶段，发展也受到制度与物质等方面制约（注9），何况两岸司法实务对于网上争端解决，几乎是毫无经验。然而，两岸交流的诸多问题，原系经纬万端，错综复杂。其解决整合，多无前例，本需高度的前瞻与创意。如前所述，网上仲裁或调解，对于处理涉两岸的法律纠纷，既有自身的优势。其可起到团结两岸律师之正面效应，亦难予否定。为周延照顾民众权益，打造具有两岸特色的法律争端解决机制计，其功能与价值，值得吾人深入研究（2011/8/12定稿，预定2011/9/21发表于第二届海峡律师（厦门）论坛）！
注释
注1：台湾海基会统计，自1911年至2011年8月，该会受理协处之台商经贸纠纷案件，不含人身安全类，累计达1942件。参照该会网站，网址：http://www.seftb.org/mhypage.exe?HYPAGE=/02/02_3.asp（浏览日期2011/8/9）。
注2：（台）最高法院96年台上字第2531号、97年台上字第2376号判决理由：”经我国法院裁定认可之大陆地区民事确定裁判，应?具有执行力而无与我国法院确定判决同一效力之既判力”、”该大陆地区裁判，对于诉讼目标或诉讼目标以外当事人主张之重大争点，不论有无为「实体」之认定，于我国当然无争点效原则之适用。我国法院自得斟酌全辩论意旨及调查证据之结果，为不同之判断，不受大陆地区法院裁判之拘束。"
注3：据悉，由两岸合组仲裁法庭，已列入下次”江陈会”将签署的投资促进保障协议。参照「投保协议仲裁机制　拟由两岸合组仲裁法庭」，（台）中央日报，网址：http://www.cdnews.com.tw/cdnews_site/docDetail.jsp?coluid=141&docid=101613402（浏览日期2011/8/5）。
注4：财团法人台湾网络信息中心（TWNIC）2001年通过《域名争议处理办法》，预计推动以在线仲裁方式解决域名之争议。台北市消费者电子商务协会（SOSA）也于2007年完成「在线选择性争议处理机制（On-line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简称ADR）」，提供消费者交易纠纷解决管道。2000年12月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成立.CN/中文域名争议解决中心，接受海内外机构授权，以网上仲裁方式解决相关域名争议。2009 年本于实践经验，该委员会通过实施《网上仲裁规则》。另据报导，大陆安徽省泾县琴溪镇境内，曾有两企业因河道采砂发生纠纷。该镇司法所专人负责跟帖双方的”网战”，利用网络倡导沟通，以所谓”网调”手段，最终使两企业达成调解协议。参照天津北方网，网址：http://news.big5.enorth.com.cn/system/2011/08/07/007079014.shtml（浏览日期2011/8/8）。
注5：关于律师网上执业之构想，参照拙著，「Lawyer.com--为数字网络律师事务所催生」，（台）全国律师第6卷第10期，2002年10月出版，第100-104页。
注6：台湾《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48条第1项：”债之契约依订约地之规定。但当事人另有约定者，从其约定”。大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台民商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规定》第1条第2款：”根据法律和司法解释中选择适用法律的规则，确定适用台湾地区民事法律的，人民法院予以适用”。
注7：为鼓励网上解决纷争的参与及履行，凡经中立第三方认证机构赋予网站标章，即表示商家或企业，承诺愿以网上方式解决纷争并履行义务。故消费者可凭该标章，判断其商誉。一旦拒绝参加或履行，标章将被撤销，评价商誉亦随之下降。
注8：金融与其他管理业务的电子化，使未来利用网络，执行网上仲裁结果（网上执行）成为可能。技术上，仲裁机构网上裁决，可在线送交法院，通过认可，法院再在线送达下令给银行或其他部门，便可快速地进行账户冻结、转账、撤销变更登记等。
注9：从目前实践看，网上仲裁利用率，不及传统的仲裁，也不及网上调解。原因归结有：用户信息能力不足；法规依据未健全；可兹适用案件范围有限；当事人难以达成仲裁协议；不能独力完成证据保全与查验；仲裁人保密义务与仲裁程序不公开难于落实；程序缺乏温暖与人性；当事人无法信赖仲裁员的公正和权威；仲裁员难以判断当事人的可信度；仲裁裁决无法律上拘束力；执行困难；缺少如常设仲裁机构的声誉等。
作者经历：台湾执业律师、（台）政治大学法学硕士、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大陆国家司法考试及格、前台中律师公会大陆法令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台）律师公会全国联合会大陆法令研究委员会委员、（台）亚洲大学兼任讲师、（台）云林科技大学科技法律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级专技人员、2005年6、7月福建厦门大学讲授「台湾法制概论」、2006年9、10月天津南开大学讲授「台湾法制概论」、2010年10月13-27日北京师范大学讲授「区际刑法--台湾刑事法问题」。E-mail：tai0910@seed.ne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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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加入WTO的后过渡期浅析中国知识产权的发展进程与相关限制

林承铎


去年的十二月十一日,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满三年的日子,在这个日期以后,中国即将步入WTO的后过渡期,对于知识产权部分的立法以及执法将逐步的完善与改进,这对于逐步确立市场经济的中国来说,有着必要性与紧迫性,今年的一月五号,在随着富有见证中国改革开放自由经济的北京秀水市场闭市通知其执行力度来看,中国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已经是下了最大的决心,并且,在全国近一段时期以来加大一系列的打击盗版、保护商标使用权、维护专利权人的权利动作之中,比较重要的部分,我们可以归纳出几项发展特点:
第一就是司法审查制度的确立:
司法审查的制度也就是被侵害人向专门履行司法职能的司法机关起诉，请求制止行政机关权利的不正当使用。因为在相较于立法机关以及行政机关当中,司法机关在我国被认为是较前两个机关要稍微弱势一些,因为之前的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都比较轻司法救济而侧重行政保护,这也是我国的知识产权执法的特色,但是在中国的综合国情来看,行政救济在一定程度上也有他的优点,例如是在打击盗版、查处侵权假冒商品方面，行政执法拥有司法救济所无可比拟的优势。其优势体现在于反应的时间比较快,并且所需要的财力物力相对于司法救济要少,在缺乏专门的知识产权法庭的司法结构当中,有着他一定的优势,但是问题是,假使做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没有相对的机关来作为其行政执法的审查机构的话,很可能会走向权力的滥用并且不利于保障当事人合法的权利.
新《专利法》第41条第2款规定：“专利申请人对专利复审委员会的复审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该法第46条第2款、第55条也有同样规定。新《商标法》第43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对商标评审委员会的裁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该法第46条、第49条、第50条也有同样的规定。新《著作权法》第55条规定：“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这些条款，明确表明了司法审查制度在我国知识产权法上的确立。但是, WTO法律对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中规定了行政复审与司法审查两种途径,所以,在原有的侧重行政复审的原则上,建立了同步并行的司法审查制度.这个原则相对的也满足了TRIPS的原则,该协议第三部分“知识产权执法“第41条中（4）项规定了相应的司法审查条款, 即“对于行政的终局决定以及至少对案件是非的初审司法判决的法律问题，诉讼当事人应有机会提交司法当局复审。”
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在法院未进行诉讼之前,代表司法机构执法权的法官可以颁布的诉前禁令(Conjection)与程序性命令的证据保全制度,也就是裁定被告在一段时间之内为某项行为或不为某项行为的强制性的禁令,但是相对的,假使相对人最后被裁定或判定没有违反知识产权的法令,并且因为诉前禁令最后却导致损失时,有权向提出诉前禁令请求权的请求人提出补偿性请求.
第二就是禁止行政机关权力滥用与司法救济制度的建立:
基本上,禁止行政机关的权力滥用与司法救济制度的建立体现在民事与行政程序及救济中, 并且在TRIPS协议第三部分知识产权执法中也明白地要求各成员国通过司法机关的司法审查制度来更良好的履行其诉权保护程序公正和司法救济的协议.在大陆法系国家当中,应当注意的是行政机关在为行政行为过程中过多的针对事实行为而采取的执法手段,应该限制的是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因为行政机关并不是司法机关,对于给予当事人司法救济以及对于行政机关所做出的行政行为的司法裁量权应该留给司法机关来行使,过多的关注在事实行为来说,常常会让行政机关忽略了程序正义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是必要的,这也是大陆法系比较弱的一点,却也是比较强的一点,假使,能够在事实正义的面前,也适当的关注程序正义的重要性,那么,这也是保护原被告双方两造利益的最大表现.
在提出这两点看法的同时,笔者也希望对中国的知识产权进程提出小小的看法,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之上,中国的知识产权进程,可以改善的空间有:
一、因为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关系比较的复杂,应该对知识产权进行统一的立法,使其在知识产权领域有着统一的法源,并且根据法源依据,建立相关的专业法院机构改善目前对于专利以及商标的复审委员会所做出的终审裁定有着司法裁判的法院以及法源依据,并且对于目前比较缺乏的集成电路布图的知识产权保护写入立法当中.
二、对于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利限制比较多,不利于于调动创作积极性以及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利;但是另一方面,也须防止权利人的权利滥用现象,应该设立完善的禁止权利滥用的措施以及合理的法源依据,更大的也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在这一系列的立法当中,应当尽量的朝更好的履行中国对于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以及TRIPS和相关中国参与的国际公约所规定的权利与义务来完善国内立法,使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能够在行政、立法、司法当中的实践与国际社会更好的接轨.
第二部分 对于知识产权的相关限制性原则
对于知识产权学界的一些文章与理论来看,大家似乎比较的赞同的是对于知识产权本身认定为私权从而存在的一项专属的所有权.但是,这样的一项私有而专属的权利最初的立法初衷是针对保护知识创新、鼓励发明创造、以及保护特定而明显的商业标记而建立的,这样的一种保护行为通过立法的确立、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司法机构的裁判权来行使对权利人的保护,最终也是希望该个文化创作、发明创造、商业标记能够最终对于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以及商业竞争起到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也必须对于这样的一种权利做出一定的限制,以免原本合法的权利因为遭到滥用而失去原本保护的初衷.
知识产权,因为其作为一个民法上的私权被确立下来,其权利的滥用自然地就受到民法基本原则的限制，主要是指受民法中诚实信用原则、权利滥用禁止原则以及公序良俗原则的限制,所以,在著作权法当中就存在着合理使用与法定许可的概念、在专利权法当中存在着强制许可的制度,这些制度与概念,正是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于防止权利滥用的一种限制,从而透过对权利滥用的限制,进而达到不违反公序良俗与诚实信用的民法原则.
所以,在解决上述对知识产权限制方面,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第五十一条就明确的指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和其它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法人和其它组织同样也应当遵守这一基本原则。作为了宪法的一项基本权利纵向的调控了作为民事权利以及知识产权这样的私有权利禁止滥用的原则,并配套以将来的反垄断立法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一些国际条约和世界贸易组织的TRIPS协议等,来作为横向的调控,不得不感受到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于国家、社会、集体、其它公民的合法权利的重视程度要稍大于私有资本至上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样的观点,资本主义国家想必是会有所反对的,因为在自由资本的国家法律当中,私权被重视的程度要大于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样的两种制度下,当私权的限制比较大时,不利于知识产权的创作积极性,并且,在权利的使用方面要较多的考虑到社会与集体和公民个人的宏观以及微观利益;但是,当私权限制比较小的时候,虽然其保护了知识产权积极性以及私有权的最大化,但是,较低的限制也可能会造成对于合法权利的滥用,从而间接或直接损害国家、社会、公民的权利.
但是,不论如何,对一项原本从对公民以及集体的创造和开发的专有权利的保护,从而达到对国家、社会集体以及公民的宏观及微观利益保护的立法来说,应该也要对这样的一项专有权作出适当的限制,从而达到最佳的调控,因为法作为一项强制性规则,所体现的最终目标就是公平与正义.
反垄断法因为属于经济法的范畴,所以,将来对于知识产权的禁止权利滥用部分的操作手法就会揉合了公法的手段,也就可能会有行政机关以及司法机关的介入,这样的立法以及操作手法,在日本的一些判例当中被确立了一个功能,也就是在实施专利权的同时,不仅要顾及对专利权这样的私有权保护,另一方面,也在反垄断立法中加入了当权利人行使权利的时候,不可侵犯专利制度目的之限制.
另外在TRIPS协议第40条第2款规定，各成员方可以在与该协议的其它规定相一致的前提下，根据该成员的有关法律和规章，采取适当的措施制止或者控制那些可能构成对知识产权的滥用、在市场上对竞争产生不利影响的订立许可合同的做法或者条件，例如，独占性回授条件、禁止对知识产权有效性提出质疑的条件、强迫一揽子许可等,可以理解的是,作为这些国际条约所调控的法律关系,将矛头指向了垄断以及不正当竞争关系,从而达到反垄断以及公平交易竞争的商业环境.但是我国的相关反垄断相关著作当中并没有较多的将焦点放在知识产权的反垄断部分,所以对于知识产权的限制方面,也必须配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我国对于知识产权法的发展而完善,并且在即将出台的反垄断法当中,规范出相关知识产权的部分,使得知识产权作为一项神圣的私权被取得之后,能够在不违背其原始的保护目的而合理的、合法的被实施,从而达到了因为知识产权的合理、合法的实施,其对于国家、社会、个人利益的一种最大体现.
(作者为 林承铎 北京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博士研究生)